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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念然(1967-)，男，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问题一直是学界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文艺理论界就一直通过艰苦的译介与努力的传播学习、宣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突出强调它对中国文情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不断实现理论风格的空间转换和理论应用的时间转换；与此同时，还基于对文艺实践的深度追问，对文艺理论的批判性改造，不断践行文艺实践及其理论探讨的历史性反思，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六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发展进程的描述或历史分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总结、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建设性意见、“民族化”研究、毛泽东文艺批评研究以及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的关系研究。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实绩，同时也存在不少值得学界反思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对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动态历史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对建构当代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研究现状/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当今世界各种文艺思潮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它也必将成为当今中国文艺批评的主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研究，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这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问题一直是学界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文艺理论界就一直通过艰苦的译介与努力的传播学习、宣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突出强调它对中国文情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不断实现理论风格的空间转换和理论应用的时间转换；与此同时，还基于对文艺实践的深度追问，对文艺理论的批判性改造，不断践行文艺实践及其理论探讨的历史性反思，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这一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相完善的铢积寸累、沉潜默识、在曲折中前行的动态历史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对建构当代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现状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发展进程的描述或历史分期研究。如何准确地描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全面敞现中国学人在这一进程中的矻矻努力，并示来者以轨则，这种自觉意识迟至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李衍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一书较早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要理论家的探索与发展为线索，评述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胡风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方面的独特贡献，并全面阐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的特质。何志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一书详细论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理论和典型理论上的探索成就，并专门用两章篇幅论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审美教育观，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学术成果。本书在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的发展的时候，把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个重点，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本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的发展还关注不够。季水河在其《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一书中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分为“经典著作译注期(1949-1979)”、“理论体系探讨期(1980-1988)”和“当代形态建构期(1989-2003)”三阶段。这种“三分法”较之以往学界通行的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划分为“依照苏联模式的经典阐释期”和“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期”的“两分法”，更为细致、具体、符合实际。朱立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一书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分为启蒙、奠基、十七年、“文革”、新时期五个时段，客观回顾和考察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对此进程中产生的标志性成果进行了归纳和阐发，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失误的教训，并进行了理论的反思。专论方面，庄桂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经历了20年代初至1936年的发生期、1937年至1976年的巩固期和1976年后的发展期；池永文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三个阶段》(《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分为发生期(特点是权威缺席而众语喧哗)、深化期(特点是马列原理开始与中国革命文学实践深层结合)和成熟期(特点是审美批评回归和“主导多元”模式的确立)；郭昭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及精神实质》(《理论界》2010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大体上经历了强调文学的革命化又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民族文化的准备阶段、提倡文学大众化又很大程度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区别了民族文化的形成阶段以及提出文学民族化又很大程度上主要着眼于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成熟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总结。在中国译介、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分析、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成为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这其中重要的理论总结有：(1)分析了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误区，如有学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历史观点偏重社会功利性接受，发展和完善了其社会政治功能，但同时显示出接受视野和阐释模式的偏狭”[1]，以及“把社会革命实践放在首位”、“完全倾向革命实践，甚至不惜牺牲艺术”[2]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主要误区；(2)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理论资源的形成，如有学者认为这一进程中主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他外来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以及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三种理论资源”[3]；(3)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中所形成的话语系统，如有学者认为形成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美学-历史”批评、“文化诗学”批评为代表的三种话语系统[4]；(4)总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如有学者认为它在美学上具有明显的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整合和谐性特征[5]；(5)分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张力的构成，如有学者认为这一构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哲学基础的支撑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实践性张力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包容吸纳张力等[6]。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建设性意见。这一研究比较集中的是1980年代以来。陆梅林和程代熙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丛刊曾多次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为题进行讨论，发表相关论文。新世纪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展开，并取得很大的实绩。不少刊物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组织了严肃与深入的学术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或构想。如《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于2004年组织了相关的讨论，支克坚、马驰、程金城等学者分别撰文，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遍问题及其在中国的特殊问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关联，以及文学价值体系重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学习与探索》编辑部则于2008年第1期就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需要关注哪些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怎样才能实现新的突破等重大问题专门组织了笔谈。陆贵山、吴元迈、董学文等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意义，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种拓展还可以从专题会议的召开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设立中看出。如2007年10月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4届年会”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本次会议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意义、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基金项目设立方面则有安徽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等。从目前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以来并特别注意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题而进行，其研究特点主要有：(1)趋于学理化。如赖大仁主张应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联系当今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将原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批评所依据的认知论哲学与社会学统一的理论基点，调整转换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相统一的理论基点上来，进而走向文学批评观念的系统整合。这种系统整合的基本框架，可设想为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的有机统—[7]。(2)着眼于当代文化建设问题。如王元骧认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着眼于社会实践和文化精神两个层面与中国实际的结合[8]。王振复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与“非中国化”、“反中国化”同时发生、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应当重视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当下问题[9]。范玉刚认为，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路径探析必须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教材格局，根据党的文化创新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来思考、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焕发与时代相契合的生机与活力[10]。(3)更重视全球化语境对理论探讨的制约作用。如胡亚敏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它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面向变革的现实的产物，应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文论格局中与西方文论、文化开展对话，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11]。程镇海在其博士论文《对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若干问题的思考》(复旦大学，2007)中也认为，全球化这一当代文论新语境给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带来重要影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这些文论“新”问题进行阐释和应答，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根本途径。(4)凸现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重要性。如朱立元的《略论人、人性和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人学基础初探》(《东方丛刊》2006年第6期)和畅广元的《扬弃“服务”意识把文学智慧归还于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种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等文，都充分体现出这种鲜明的理论意识。(5)注重从理论层面深入阐发“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如陆贵山认为，“民族化”、“科学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构的基本途径[12]。董学文则认为应在实践中铸就中国当代文论的风格，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化、时代化、民族化与创新化[13]。 (四)“民族化”研究。与“中国化”问题相关的“民族化”问题一直得到学界重视。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柯仲平的《谈中国气派》(《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和《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文艺战线》1939年11月16日)是较早讨论该问题的两篇重要文章。此后，沙汀的《民族形式问题》(《文艺战线》1939年第1卷第5号)从作家立场和作品形式两方面对“民族形式”的内涵进行了阐发，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40年2月创刊号)从文艺发展新方向的角度讨论了“民族化”的基本内涵，光未然的《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文学月报》1940年第1卷第5期)着重从民族形式的表现阐发了“民族化”问题，潘梓年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新华日报》1940年7月22日)探讨了“大众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内在关系。40年代，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艺的民族形式以及文艺的批判继承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总结为应该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56年，他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批判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闭关自守”的民族沙文主义，对“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这几篇纲领性文献作为理论指南，为后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化问题的讨论确立了理论基础。1958年，周扬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作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重要报告，这种以官方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化问题所作的明确指示，对后来相关的讨论影响深远。如60年代初期，《文艺报》和《文史哲》编辑部组织了“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的讨论，宗白华、俞平伯、唐弢、王朝闻、王瑶、郭绍虞、游国恩、朱光潜、陆侃如、胡念贻等一大批学者都参与了讨论。这场讨论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来进行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的批判与继承。1980年荒煤的《为建立和发展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奋斗》(《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创刊号)一文是这种讨论的继续。1982年10月《文史哲》编辑部同《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的部分中国文论研究者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问题进行了座谈，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座谈纪要，也可以看作是上述讨论的延续。80年代后期，关于“民族化”的问题的讨论由于时代要求被理论界延伸为“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1987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组织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题的专题讨论，吴元迈、李准、丁振海、董学文等人的立论角度虽然各有不同，但在强调从中国文艺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推动和深化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这一点上还是基本一致的。1990年，《文艺研究》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座谈会，并于次年刊发了部分讨论意见。董学文、蒲震元、张首映、严昭柱、朱立元、蒋孔阳、张海明等人就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与“民族化”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立足点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世纪末，钱中文、童庆炳等人在编辑《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过程中则从建设文学“交往理性”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 (五)毛泽东文艺批评研究。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及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典范，自然也为理论界所瞩目。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期间，受意识形态或极“左”思潮控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总体上讲学术成就不高。新时期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学理化、严肃的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研究开始兴盛，并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学界从80年代初就创办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专刊。每期发文近30余篇，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各种相关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历届学术年会、纪念《讲话》发表周年庆而特别召开的纪念性会议，以及1982年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会”、200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21世纪文艺”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0月在山东聊城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等，每每收集了大量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方面的研究论文，为毛泽东文艺批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时期以来，除辞书方面有冯贵民、高金华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3)外，专著方面的收获有：李准与丁振海合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黄曼君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宋贵仑的《毛泽东与中国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王少青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性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等。这些著作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整体描述，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总体内容作全面阐发，或辨析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或敞现毛泽东文艺思想及邓小平文艺理论与马恩文论美学作为同一科学文艺思想体系的内在联系和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对学界深入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意义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专文方面，则总体上体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严肃客观与学理化的特点。学者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来源及文学批评体系(如吴士余的《释毛泽东文艺批评观》，载《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3期)、毛泽东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如李衍柱的《一元多维、比较鉴别——论毛泽东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12辑，1998年)、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方法论的关系(如杨汉池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方法论》，载《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毛泽东关于文艺民族化的思想(如翟耀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民族化的思想》，载《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毛泽东的文艺政治学(如阎国忠的《毛泽东：文艺政治学的确立》，载《汕头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关于《讲话》的重大历史贡献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中的重大历史地位，基本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肯定。早在1960年，西南师院中文系毛泽东著作研究社三年级一班小组就曾撰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14]。新时期以来，陈辽、董学文、唐正序、公木等学者都曾撰文对《讲话》进行高度评价，不少学者认为《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其中，陈辽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文学》(南京出版社，1992)就是为了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而出版的，对《讲话》在文艺各个领域的影响作了颇有理论深度的概括和总结，许多疑难问题都有明确而新颖的阐释，体现了八九十年代研究《讲话》的新水平。刘忠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04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完整、系统地揭示了《讲话》产生的大背景和《讲话》本身的理论价值，对有关《讲话》的研究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对《讲话》的理论价值、理论品格(如“实践性”品格、“整体主义”认识理路)、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以及《讲话》与传统文学、新文学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尚有不少从严肃的学理的角度探讨毛泽东文艺批评吸收并超越中国文化传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形成提供典范意义的专论。它们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从文艺与生活关系阐发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物感”论的发展；从文艺思维的角度探讨毛泽东文艺思维对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儒家文化传承的关系；毛泽东的历史观与中国古代文艺通变观的关系；毛泽东的文艺大众观与古代民本思想的关系，等等。但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联系性的阐发较多，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对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的启示则论述较少，或语焉不详。 (六)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的关系研究。长期以来，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也包含俄苏的极“左”因素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带来的负面效应，学术界对此也有一定关注。如汪介之的《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刘宁的《俄苏文艺学与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程正民的《程正民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陈建华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出版社，2007)等，都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俄苏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特征，也不同程度探讨了它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正负面影响。这些著作还考察了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接受、影响与转换，揭示出其中被我们所忽略与排拒的有价值的内容，有助于人们认识中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复杂关系。专论方面，朱辉军较早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模式进行了西方、苏俄和中国的“三分”，并比较了其中的差异[15]。孙书文则以周扬文艺思想为透视个案，阐发了俄苏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影响，认为周扬的文论实践证明，只有摆脱苏联文论影响，从中国实践出发，走中国人自己的路，才能建立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16]。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反思 从现有研究状况来看，毛泽东文艺思想等专题性研究比较深入，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途径与方法，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历史建构中的经验与误区，学者们也开始注意总结与清理，总体上(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值得反思： (一)理论认识深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状况表明：实际上目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运用，常常陷入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以实践操作代替前提反思。这个误区是指，学界常常局限于意识形态、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撇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前提的反思，简单地把是否联系了本土的文学现实和体现了“中国化”特色，当作确认其身份合法性与理论合理性的唯一标准，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文学批评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引证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语录来论述问题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二个误区是以事实存在代替逻辑出发点的深度考量，也就是只承认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乃至必然性，而忽略了它们必须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个基本逻辑出发点展开，才能获得理论阐释与批评实践之间的逻辑自洽。这两个误区实际都说明了一个滞后，就是对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还缺乏系统、深入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与分期问题上，学者们或以历史时段为依据，或以传播与译介的标志性事件为依据，或以旧有的政治观念来主导历史分期，没有真正从学理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作出全面的整体的合乎历史实际的历史描述。(2)成熟的通观意识比较缺乏，理论高度上的反思也相对匮乏。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的历史总结中，抓其纲要、抓其核心、抓其灵魂不够，从共同点中找出特殊点、从历时性中找出统一点、从多样性中找出融合点不够。没有真正地自觉地从“中国形态”这一理论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问题进行历史的归总和理论的提摄，使得现有的研究流于“碎金”状态，殊为可惜。比如，“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这类同“中国化”密切相关的问题，由于缺乏“中国形态”这一理论高度的提摄与观照，往往在论述逻辑上夹杂不清，或表述混乱。(3)价值判断较为匮乏。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的探讨不少是学理性的，但通过历史归总或专题研究为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建设性见解的却甚少，往往不能兼取知识与价值，因此其研究在学术价值判断方面往往让人甚觉遗憾。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与译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译介与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经典性、原创性的阐述，其理论信息有哪些失落、变形、增添或扩伸？有哪些被严重地误译、误解或误用？本土接受了什么？怎样接受的？接受的效果如何？它是如何从“知识传播”的层面推到了革命文学理论指导思想的地位？对“中国形态”的发生又产生了哪些积极的或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学界作出进一步的系统清理。 (四)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论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建构在文艺与大众关系这一重要批评维度上的努力与尝试，但“文艺大众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的主流观念，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乃至冲突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与文艺现代性信念在中国的演进有何关系？为40年代毛泽东“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的产生做了哪些理论准备？何以最终被统摄、强化到阶级化“大众”潮流中成为高度政治化的革命意识形态？与后来的极“左”意识形态有何内在关联？应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形态”建构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些问题尚需给出进一步的解答。 (五)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民族形式”论争融合了文学批评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本土与域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多重视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建构向纵深发展的突出体现。但目前学界对于“民族形式”论争的应然性问题还缺少必要的钩沉，国统区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的积极因素有哪些？民族形式问题与文艺大众化方向问题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大众形式、民间形式、民族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区别是什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民族形式”论对“五四”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民族形式”运动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代化诉求之间有何关系？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问题。学界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重大意义等论述得比较深入，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内容上的伦理性、理论功能上的实践性和理论形式上的民族性开掘还不够，特别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真理与伦理、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内在有机统一特征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过程中有哪些逻辑环节？它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实践导向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从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的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对学术界目前存在的“适合”说、“过程”说、“应用”说等论调，应作怎样的甄别、评价？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形态”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更有待重新考量与评估。 (七)关于“十七年”文学批评问题。“十七年”文学批评思维的历史贡献、基本矛盾和教训启示有哪些？“十七年”文学批判思维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异质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如何？其中的阶级论是如何同人性论、真实论、自由论之间实现转化与调和的？“十七年”文学批评构建自身合法性的途径与方法有哪些？它如何吸纳与扬弃“五四”至30年代现代文艺理念？如何革新与张扬解放区“革命文艺”实践性体系？对执政党文艺政策核心理念的持久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十七年”文学批评机制与批评文体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十七年”文学媒介刊物与意识形态诉求的互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实践有哪些启示？这些问题都亟待展开。 此外，关于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建构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论争从哪些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们对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形成和“中国形态”建构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哪些作用或影响？文艺界关于“民族特色”与“中国特色”问题讨论中“民族特色”与“中国特色”的区别与联系如何？“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怎样的？中国“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当代形成及其发展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关系如何？等等。 参考文献： [1]庄桂成.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经验和误区[J].新乡高专学报，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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