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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汉官场污秽，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不与当道合作，多高蹈隐逸之行。有的人志追巢父，裂冠毁冕，栖居岩穴，轻慢王公，傲视天子；有的怀道隐居民间市井，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躬耕自给，泰然处之；有的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屈从征辟，但他们居官不视事，身在魏阙，心驰岩穴，身与心陷于极度的矛盾中。这些“岩穴之士”，有的以坚定的隐逸之志和岩穴生活实践著称，有的则将隐逸之志见诸吟咏，抒发“岩穴”情怀。东汉士人寄情岩穴的人生实践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关 键 词】岩穴/隐逸/守节/全性遂志 【作者简介】杨允，女，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许志刚，男，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西汉末年迨至东汉后期，社会动荡，政局纷乱，谄佞当道，士人阶层的精神与人格发生激烈的震荡和裂变：一种倾向是丧失士节，阿附权势，谗谄媚上，奴颜婢膝；另一种倾向是高张正义，不畏强暴，必欲铲除奸佞而后快。前者拜倒在权势面前，追求物欲的满足，不知道义为何物；后者欲扶大厦于将倾，拯社稷于危亡，救百姓于苦难。在这样的形势下，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他们羞于媚事权贵，多高蹈隐逸之行，向往岩穴的士人渐多，“岩穴”成为东汉士人重要的生活去向和精神栖居地。“岩穴之士”中有的并无著述，有的则将“隐情”见诸吟咏，留下了大量表现“岩穴”情怀的诗作，成为东汉文坛特殊的时代印迹和后世隐逸文学的原型。对“岩穴之士”精神及其文学成就进行考察，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一、“志追巢父，傲视天子”：岩穴情结的抗世精神 两汉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官场腐败，仕途凶险莫测。士人群体精神裂变，一些士人乃以隐居为人生之志，以全性自适为人生归宿，他们志向坚定，个性鲜明，“志追巢父，傲视天子”，纵有征辟，抗节不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卓尔不群的精神。他们是岩穴隐居的第一种类型，也是最鲜明的代表。这方面影响深远的有严光、樊英，二人经历不同，精神相似，殊途同归。 严光年少即有高名，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光武即位，他恐朝廷相召，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思其贤，派人按照画像寻访。后来齐国上书说：“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1](P2763)光武帝认为可能是严光，于是备安车玄纁，遣使聘请，三次往返。严光不得已，才随使者至洛阳。舍于北军，由太官朝夕进膳。光武帝亲往会见，严光依然躺卧床上。光武帝到他床榻旁，拍抚严光肚子说：“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1](P2763)严光不应，过了很久，才睁眼注视光武帝，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1](P2763)表明自己有巢父之志，希望光武帝不要强求。光武帝只好叹息而去。其后，光武帝引严光入宫，谈论道义和旧日友人，光武帝从容问严光说：“朕何如昔时？”严光对曰：“陛下差增于往。”[1](P2764)晚上，共睡一床。严光沉睡中将脚搭在光武帝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夜里客星犯御坐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1](P2764)光武帝想留他在朝为官，严光不接受，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严光垂钓处为严陵濑。后复特征，不至。年八十，卒于家。严光与光武帝为布衣之交，光武帝了解他，并很重旧情，盛情邀请，叙旧，但他还是“狂奴故态”，不因昔日朋友称帝而接受任命，表现出对岩穴之志的坚守。 樊英少受业三辅，修习《京氏易》，兼通《五经》，又擅长风角、星算、《河图》、《洛书》、七纬，推算灾异，是著名的方士。樊英隐居在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先后以礼相请，他都不答应；公卿推荐他为贤良方正、有道，征为博士，皆不行。建光元年(121)，安帝复诏公车赐策书，征召樊英及其同郡人孔乔等六人，樊英等四人皆没应诏。永建二年(127)，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1]P2723，樊英又以病重拒绝。朝廷乃下诏书，切责郡县，强令车驾载其上道。樊英不得已，到京后推说有病不肯起来，被强行抬入殿中，仍然不肯以礼朝拜天子。顺帝欲以自己所握有的生杀予夺之权震服樊英，怒谓樊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1](P2723)樊英毫不示弱，回答说：“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1](P2723)樊英将生死置之度外，甚至将顺帝比为暴君。顺帝不能压服樊英，又因樊英名望极高，不便杀他，遂让他去太医那儿养病，每月给他送去羊和酒。樊英屡征不就，在被强行抬入朝廷之后，敢于藐视天子权威，但求放归。正如他对顺帝所言：“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 隐居自适是古代一些文人追求的生命境界与生活境界。这种人生理想在《庄子》中阐述得较为充分。《史记》亦对许由、伯夷的隐逸之志表现出特殊的敬佩和赞美。东汉时期，随着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隐居不仕再次成为一部分文人士子的主体选择。“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1](P2185)可以说，隐逸随性而为时所重、隐居避名而才高名显、孤傲自放而时与社会冲突，大致代表了“岩穴之士”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矛盾。这反映出特殊的时代需求与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尖锐冲突，其深层矛盾来源于传统文化中杂糅的政治伦理与道德伦理、群体规范指向与个体价值追求的深度不一。“岩穴之士”只不过是这一矛盾的特殊时代投射而已。严光与光武帝为布衣之交，光武帝虽盛情相邀，他却依旧“狂奴故态”，不肯受命。樊英屡征不就，在被强行抬入朝廷之后，冒死力争，唯求归隐。二人在坚守岩穴之志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志追巢父，傲视天子”，严光、樊英“终身不仕”的人生追求及个体价值认同，基本反映出这一类士人的精神面貌，凸显出他们共通的岩穴情结和抗世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