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在台湾当代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诠释力所涵盖的诗人群或诗潮相当程度地遮蔽了富于创造力与生命感却未必“与时俱进”的诗人个体。诗风或诗潮命名者的光环经常笼罩诗作的个别现象，时间久了，暂时性的权宜命名则鸠占鹊巢，变成恒常的指谓。命名关乎对文学现象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用恰当的语词替诗作的各种元素命名，以建构诗史的诠释体系，则关系到诗体的认知选择与美学倾向。从名实问题入手，以洛夫为例，拈取具标杆性的超现实作品，可以讨论台湾当代诗中因诗潮而汇聚的诗风，并兼及因诗风涌现而累积的文学史议题——我们发现，洛夫在1950年代的《石室之死亡》，其“超现实”包裹着“事件的即兴演出”的“后现代诗”因子；1980年代之后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时代，洛夫的《漂木》，不但显现“政治议题与文本交欢”的后现代特质，也涌动着“浮动在现实之上”的“超现实”影子。于是命名的权宜性与固着性令人深思，其中牵涉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核心。 【关 键 词】台湾当代诗/命名/洛夫/《漂木》/《石室之死亡》/超现实/诗风/诗潮 【作者简介】郑慧如，郑慧如，女，福建同安人，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一、引言 基于文本细读，在台湾当代诗的研究中，可发现诠释力所涵盖的诗人群或诗潮相当程度地遮蔽了富于创造力与生命感却未必“与时俱进”的诗人个体。诗风或诗潮命名者的光环经常笼罩诗作的个别现象，时间久了，暂时性的权宜命名则鸠占鹊巢，变成恒常的指谓。时过境迁，当繁荣表象下的失效命名演化为研究者无法置若罔闻的强固根基，在潮来潮往的夸夸其谈中，我们的再补一笔，便主要建立在以诗潮及诗风为考察物件的反思上。 台湾当代诗的相关论著，虽然不直接提及“命名”这个词汇，撰述的语气中却包括或隐或显的命名意图。分立的各种诗派即展现各式的命名方式：例如苏绍连在《吹鼓吹诗论坛》提出“无意象诗派”，以别于当代诗以意象别于其他文类的方式。[1]而大陆学界对于“命名”这一文学史权力的重要议题则已有相当成果，如解志熙、刘洁岷、张厚刚、周志强以诗史为主的讨论；刘锋杰以文艺心理学为基础的想法；席建彬、张福贵以文学史普遍性为思考点的意见；或陈爱中基于翻译问题的见解等等。①大致上，大陆学界对于当代诗命名的基本共识有两处：其一，认为以共同价值与理念为基础的共名写作状态，在大陆诗坛约止于朦胧诗；其二，归类的、标签化的方式难以担当对多数当下诗作的综合命名。 命名关乎对文学现象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用恰当的语词替诗作的各种元素命名，以建构诗史的诠释体系，则关系到诗体的认知选择与美学倾向。本文主要以洛夫为例，拈取具标杆性的超现实作品，讨论台湾当代诗中，因诗潮而汇聚的诗风，并兼及因诗风涌现而累积的文学史议题。 二、命名的名实问题 就主题、美学风格或思想趋向为诗命名，本是文学史的常态。然而清晰的命名概念通常不是命名的主要目的，为引起注意而创发的各种命名也就不足为怪。此类命名，名称甚具装饰性，命名与诗体、诗作或诗风没有必然关连，名实是否相符也不是命名的重点。 命名在台湾，从政治、社会，到文化、文学，一以贯之的真相是：先占据版面再说。有以名之，曰，“搏版面”。版面而需奋力一搏方能屈居报刊一隅，“搏”既透显巧取豪夺的群雄争辉，亦可侧面彰显“搏版面者”的钻营能事。台湾当代诗的伪命名现象，或可参照媒体“搏版面”的现象，而得到较合理的解释。② 1950年代，以纪弦为主导的《现代诗》杂志曾被命为“现代诗派”，此种以杂志为命名的方式，和以《新月》杂志命名的“新月诗派”如出一辙，乃以作品载体为标志，姑且为一群文人划出源流，而诗作或诗人之间不具备决定性与必然性，属于他者的言说。[2]这是名实不符的命名显例。 20世纪后半叶以降，随意冠上前称的某诗学、某运动，巧立名目，此起彼落，在台湾诗坛各立界碑、各有响应的小众，一段时间后也各自无疾而终；一旦无声凋萎，从此乏人问津，也都自然而然。真假参半的各式“诗学”，常常也是伪命名。20世纪末起，讨论当代诗语言结构之变异而有“变形诗学”；延伸感官论述、阐释当代诗各种负面情境的有“魔怪书写”。21世纪初的这十年，则有研究诗作与其他作品关系的“互文诗学”，有对照研究诗人手稿与发表后作品的“手稿诗学”，有以各种非文字素材演示诗作把诗带入生活细节的“行动诗学”等等。各类的“诗学”名字取得隆重堂皇，虚实掩映，却未必有知识性的基础作为后盾，而往往只是诗运动的学术化妆，或是一个人的喧天锣鼓。这个诗学那个诗学，“诗学”一词在台湾当代诗中用得如此轻易，“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的“诗学”命名，却为何不沿袭1960、1970年代的文化风尚，以“运动”代替“诗学”一词，以求名实相副?正解难以印证，往往只是从晚近台湾社会民粹化与媒体主政的特殊现象推演，似乎炒热话题远比寻求真相重要。 主题式的命名法也是一种化约了的伪命名。评论者已设定制式的辨识系统，在肉眼的立即区辨之后，出于纯粹游戏的缺乏人生深度，论者经常为已经在播散中甚至消散中的意义，寻找主题上的意义，以弥补诗艺上的空缺，于是“这首诗主要在写什么”这类题旨上的解诗法，取代了突梯辗转、在诗行里以字寻字、以象寻意的阅读，用欠缺幽微观照的论笔来显现。当我们说：女性诗、感官书写、都市诗、殖民诗等以主题区分的诗作是“后现代诗”的主要内涵；而非以“这首诗怎么写”来展现后现代的多重、随意、隐约、自省及自我涂销，即可知“后现代主义”关键性的思想因素并未浸润到论述者的思想里，内化而成为创作者与评论者观察作品、创作诗歌的要素。③当我们认定：罗青、夏宇、林耀德是“后现代诗人”，往往从作品的形式上来认定，并且以诗作中违逆某种权力核心、巩固“边缘”的特质，做为“果然和后现代一样边缘”的担保，认为“后现代诗”是有目的的反叛。④可事实并不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