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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50—60年代，张光年长期担任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主编，并参与不少重要文件、报告的讨论、起草，深受周扬的赏识。1969年2月他的《我和周扬的关系》，虽是他在成为“文艺黑线人物”时被迫撰写的“检讨书”，但也提供了了解五六十年代文艺界重要事件的一些线索：包括1957年的“鸣放”、反右运动，1958年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设想，和60年代初“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方针的提出。对张光年的这份“检讨书”，本文就相关背景作了注释，在注释中作了建立在不同时间、不同处境下同一和不同的人的对话关系的尝试。 【作者简介】：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 由于和周扬的密切关系，当需要了解周扬情况的时候，总会想到张光年。张光年集中谈周扬的材料我看到的有两份，一份是“文革”开始不久，他成为“文艺黑线人物”受到迫害，“造反派”要他写的《我和周扬的关系》的“交代材料”(当时印发供“革命群众”批判)；另一是90年代初的三次访谈，访谈整理稿收入李辉编著的《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下面注释的是“交代材料”。1967年我读到的这份材料就不完整，现有内容主要涉及1956年以后到1962年的部分。和当时大量的检讨、交代材料一样，思维逻辑、用语、对事情性质的归纳，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当事人的处境。虽然如此，它对某些事实的叙述，也提供了若干可以参考、也值得信赖的细节。因此，在《1956：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本书里，我在谈及鸣放和反右时期的《文艺报》时，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叙述。 下面，材料部分用楷体字，注释部分用宋体字以便区别。 我和周扬的关系(1969年12月9日) 张光年［注释1］ ■1956年底右派大举进攻前，一天晚上，周扬在东总布胡同27号召开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打算同丁、陈、冯等达成妥协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注释2］。会上周(指周扬，下同)低声下气地检讨了1955年底对丁陈的批判，说他自己和刘白羽“有缺点”，有“简单化”。然后指着在场的丁、冯、刘白羽和他自己说：“作协的工作，反正总得我们几个人来搞(当时周兼任作协党组书记)，大家把意见谈开了，问题就好解决。”因丁玲索价很高，这场交易没有谈成。1957年春天，周自己带头向党进攻，在作协编辑工作会议上大肆煽风点火，要求《文艺报》、《人民文学》大放毒草，说什么“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方法不适用了，但我们还是习惯那一套，赶不上形势。”又说：“知道是毒草放了，不是错；把毒草当香花放了，不算大错。放出来要不要批评？不能说不批评，但也不必忙。在夹缝中奋斗，逼着我们进步。”［注释3］四月间的一个上午，他特为(原文如此——注释者)到编辑部来，督促文艺报放毒，说什么：“放也是错，不放更是大错，不如大放。”［注释4］这次他还要让《文艺报》找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写文章。他对我和侯金镜等人说：“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从陈企霞到朱光潜，都要团结起来。”这是他要利用党的鸣放政策，利用《文艺报》的地盘，进行招降纳叛的勾当。我和侯金镜当时也右得厉害，便派编辑找丁、冯约稿。丁、冯拿架子，不肯写。我和侯带编辑杨志一同志亲自到颐和园，请她谈谈深入生活的问题，搞出了一篇访问记［注释5］，这一方面是替丁玲涂脂抹粉，恢复名誉，另一方面，也是为周扬招降纳叛的阴谋服务，是十分可耻的。这些事情，同时也说明了周扬的右派立场。后来反右派，斗丁、陈，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注释1］张光年(1913—2002)，湖北光化(今老河口)人。剧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活动，40年代在延安、重庆、云南和华北解放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0年代后，先后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国作协的领导工作。著有《文艺辩论集》、《五月花》、《风雨文谈》、《光未然戏剧文选》等诗集和文集。他在当代撰写的批评文章，除使用张光年本名外，还用华夫、言直等笔名。 在谈论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时，张光年不应被忽略。他担任1956年到“文革”之前《文艺报》的主编，参与周扬署名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1958)、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1960)、《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62)的写作。在批判胡风、批判右派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的运动中，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①。 1949年以前，张光年以剧作家(著有《街头剧剧作集》)和诗人光未然(《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阿细人的歌》的诗和词的作者)的身份为人知晓；1949年以后，他成了从事政策性理论批评的文学批评家。尽管也有《三门峡大合唱》等诗作发表，但此“大合唱”(三门峡)水准无法和彼“大合唱”(黄河)相提并论。五六十年代，如果没有基本文学史知识，要把《五月花》跟《文艺辩论集》两书的作者当成同一个人，还需要一点想象力②。他自己说，周扬对他很信任，“喜欢我的笔墨”，文章“总要让我‘理发’，在文字上帮他润色”；“这也让我倒霉了，长期地改文件，改报告，改社论，学会了字斟句酌，可自己的文风也变坏了”③。不过，在“十七年”中国作协领导层的几位批评家中，他“变坏”了的理论文字，总的来说，比林默涵、刘白羽、陈笑雨、陈荒煤、冯牧的略胜一筹，甚至也可以说好的不是一星半点。“……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叫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可是她那娇生惯养、自私自利、善于欺骗人、耍弄人的残酷天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肺病大概已经治好了，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毛病却发展到十分疯狂的地步”④——这些颇具匠心的叙述，在针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等的“再批判”的一组文章中，大概只有张天翼的《关于莎菲女士》可以媲美。最主要的是，在那个反右、批判修正主义成为主潮的时代，当周扬等试图对激进路线作“纠偏”，修复这一路线后遗症的时候，张光年善于以周密、有弹性的文字，在左顾右盼中表达这种政策转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他执笔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题材问题》(《文艺报》专论)等文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⑤。 ［注释2］肮脏的政治交易 指1955年到1957年，中宣部和中国作协领导层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上的冲突。“丁、陈、冯”指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周”指周扬，下同。北京东城的东总布胡同27号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所在地，后来作协搬迁至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 ［注释3］作协编辑工作会议 1957年4月20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召开文学报刊编辑座谈会，有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诗刊》、《译文》、《新观察》、《中国文学》编辑部人员参加。作协第一书记茅盾主持。周扬、邵荃麟、老舍等出席。张光年这里“交代”的事实，与当年《文艺报》1957年第4号(4月28日出版)本报记者黄沫《编辑工作一定要适合当前新形势》的报道，在事实上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对事件性质的评价。《文艺报》的报道称，编辑会议上，“周扬认为，我们目前所存在的根本是思想问题，即思想落后于形势。他说，现在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突出的问题，可是对于这种新的形势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大放还是小放’？周扬说，当然是大放。对人民只能讲民主，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所谓放，自然会放出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这决不是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为了‘钓大鱼’，放出来好‘整’……” 【注释4】督促文艺报放毒 20多年后的1992年12月7日，张光年接受李辉访谈时说：“周扬长期不到《文艺报》编辑部来，但1956年底开始要鸣放时，他却直接到各编辑室鼓励大家鸣放。他说：‘放是错误，不放也是错误，而且是更大的错误。’我估计这是毛主席的原话。”⑥“侯”指《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张光年的说法在时间上可能有误，应该是1957年4、5月间，而不是1956年底——那个时候整风鸣放尚未开始。 ［注释5］丁玲访问记 当时丁玲在颐和园的疗养所疗养。《文艺报》记者陈骢访问记《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刊登于《文艺报》1957年第7号(5月19日出版)。发表这篇访问记用意其实不在提倡什么“深入生活”，而在抚慰1955年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而怨愤的丁玲。陈骢为杨志一笔名。杨志一(1926—2006)，湖南芷江人，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0年到《文艺报》工作，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担任通讯组、文学评论组、理论组组长。 ■文艺界右派大鸣大放期间，正面临着主席在延安《讲话》发表15周年，《文艺报》为了装潢门面打算用两三期的篇幅大肆纪念发表社论，还准备找一些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写纪念文章。1957年4月25日上午，我带着很多设想的计划去找周扬，向他请示。周否定了我们的计划，他说：“现在整风广开言路，《讲话》不必大肆纪念，不要逼着人家表态。现在是你们这些人在搞作协，搞文艺报，要特别注意团结，不要使人感到一朝天子一朝臣，团结的方面要越广泛越好，由远而近，由疏到亲。”关于社论，周授意，“把重点放到配合整风上，不要重复地去讲一些老话”。当时我已坠入右派立场，便极力领会周扬的意图，挖空心思写出了那篇极端反动的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注释6］，假借纪念、还有整风和《讲话》15周年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号召牛鬼蛇神向党进攻。这篇反动社论，经周扬审阅过。 ［注释6］1957纪念“讲话”社论 根据周扬的指示，在5月19日出版的1957年第7号《文艺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特辑”的专栏上，除刊发周立波、丁玲、刘白羽等解放区作家的纪念文章外，也发表了“由远而近，由疏到亲”的团结对象，如熊佛西、朱光潜、陈梦家的文章。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的“极端反动”的观点，主要是：“……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的生动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变得突出了。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任务，用阶级斗争中的老办法来解决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中的新问题，越来越行不通了”，因此，要“经历一次新的革命洗礼”，在整风中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对我们事业的“祸害”——这些话应该是周扬传达毛泽东1957年1月到3月在各个场合讲话的观点，可是到了1966年，性质就变成了“极端反动”。 ■1957年春天文艺报改出周刊，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注释7］。当时周扬要求《文艺报》办成苏联《文学报》那样“权威性的报纸”，先出周刊，后出三日刊，归中宣部和作协双重领导；《文艺报》和中宣部合办一个印刷厂(印厂后来交给中宣部了)。周还让中宣部干部处为《文艺报》调集100人(包括文艺报编辑部原来的20余人，改版时达到80人)；又从中宣部抽调出陈笑雨来做副主编并社会生活部主任，抽出钟惦棐担任编委兼艺术部主任，从人民日报文艺部抽出萧乾来作副主编兼外国文学部主任。当时是要大干一番的，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和歪曲党的二百方针，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为黑帮招降纳叛，扩大反党队伍(所谓“由远而近，由疏到亲”)；用筹备期间的周扬的说法则是“通过文艺批评这种社会方式实现中宣部对文艺的领导”(1957年初在他家里这样讲的)。周扬指定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和我一起搞改版的筹备工作，表示他对改版的重视。周扬在作协编辑工作会议上极端反动的讲话，事实上成了《文艺报》周刊的编辑工作方针。我在写社论时和在编辑部谈话时经常援引它，并且按照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加以发挥。例如我当时在编辑部讲过这类极端荒谬的话：“为了反教条主义，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二百方针是文化上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文艺报是统战刊物，应该反映出作协的统战性质”。周扬很重视社会生活版，他当时嘱咐我和陈笑雨说：“社会生活要力避空论，不要只讲好话。”周也重视报导版，说“《文艺报》要经常宣传我们文艺工作的成绩”。 ［注释7］《文艺报》改版 为什么是个“大阴谋”，张光年这里没有具体说明。《文艺报》从1957年4月14日开始到该年年底，由原来的月刊改为周刊，16开本改为8开本，每期16页，至1957年底改版的《文艺报》共出版38期。改版的《文艺报》总编辑为张光年，副总编辑为侯金镜、萧乾、陈笑雨，编委为王瑶、巴人、华山、陈笑雨、陈涌、侯金镜、康濯、黄药眠、张光年、钟惦棐、萧乾。由于萧乾、钟惦棐、陈涌、黄药眠等在反右运动中都被定为右派(《文艺报》编辑部其他成员被定为右派的还有唐因、唐达成、侯敏泽等)，11月10日出版的第31号版权页上，上述诸人从副主编和编委名单上消失；编委名单改换为：巴人、公木、王瑶、严文井、陈笑雨、陈荒煤、侯金镜、张光年。改版的1957年的《文艺报》，呈现了活力，但也引发最多争议。1958年起，这个实验终止，刊物又改回16开本半月刊。此后，在许多(当然不是全部)时间里，它不是平庸而四平八稳，就是单调僵化且面目有点可憎。 ■1957年6月底或7月初，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周扬约我和侯金镜、陈笑雨到他家里去谈话，林默涵、邵荃麟等也在座。周当时装出一贯正确的面孔，对文艺报大放毒草痛加申斥，把责任完全推到下面。我想起他不久以前逼着《文艺报》放毒的一些言论，非常反感。他越是提高嗓门来训斥，我越是把背对着他，表示出疯狂的对抗情绪［注释8］。后来，还是周扬自己转圜了，说什么“放了也好，可以锄草”，然后转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文艺报》前些时气味不对，上一期的社论(指的是13期的社论《反对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思想》)不能解决问题，告诉张光年他们，自己把小辫子揪下来，要突出《文艺报》这个战场，对右派实行反击。”(大意如此)听了小平同志的意见，我表示愿意代表《文艺报》公开检讨。［注释9］ ［注释8］周扬装作一贯正确 20多年后的1992年12月7日，张光年对李辉谈起这件事，与这里的说法大致相同：周扬“先是来编辑部鼓励我们鸣放，但很快又变了。他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把我、侯金镜、陈笑雨、袁水拍、林默涵五个人找到一起，宣布小平同志的意见。他对我说：‘小平同志要我带话给你，要张光年把脑壳后面的一些小辫子自己揪下来，积极投入反右斗争，把《文艺报》办成文艺界反右的主要阵地。’我理解这是要保护我，让我检讨过关。但周扬对我的一通厉声指责，我却很不服气。我扭过头不看他，背向着他，由他去讲。侯金镜爱护我，怕我顶撞出事，事后劝我：‘什么时候了？你难道在哪个保险公司保过险的？’”⑦ 在五六十年代，周扬的“装作一贯正确”不只是张光年的看法。比如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中国作协5月下旬和6月上旬召开的四次各种类型座谈会上，《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黄秋云就批评说：“有些领导同志，对王蒙小说的看法，最初与最后截然不同，周扬同志最初不喜欢这作品，但对记者的发言却变了，看不出转变的过程，总是指责下边编辑部。”⑧ “一贯正确”的周扬，在“文革”之后有了改变，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错误，对他人的伤害，有许多可以说是真诚的道歉，他在情感和世界观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很大变化。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周扬也受难，也遭遇囹圄之苦，感同身受。当然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也有受难过后一仍旧我者在。 ［注释9］揪下小辫子 1957年7月上旬，召开了《文艺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主编张光年等在会上检查编辑工作错误，并动员展开反击右派的斗争。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在本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联合发言》登载于《文艺报》1957年第15号(7月14日出版)上。关于《文艺报》的问题和他们的责任，“自我批评”中这样实践了“揪下小辫子”的策略：“本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总编室副主任唐达成，利用党员副总编辑侯金镜、陈笑雨因公出差的机会，利用编辑部一些工作人员的右倾情绪煽起了一场锋芒指向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激烈斗争。本报副总编辑萧乾也在他轮值掌管总编室的时候，偷运毒草，并阻挠铲除这些毒草的工作。”又说，这个时期《文艺报》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我们的斗争也非常艰苦”，在压力下，“为了求得形式上的团结，避免编辑部的分裂对右派思想和右派情绪作了某些妥协和让步，在一部分工作上表现了失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可耻的投降”；“我们虽然一直和右派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辜负了党对我们的信任。”就这样在“自我批评”之下，划出了敌、我的界限。1992年12月7日张光年和李辉谈到这件事时，说法和20多年前大致相同：“我们有三个副主编，(除萧乾外)还有侯金镜、陈笑雨，采取轮流值班制。1957年头几个月正好是萧乾值班，我身体不好，就基本上不看稿件，由他决定编发。有的稿件看到清样时我主张抽下，已来不及了。《文艺报》放的太多，害了不少人被划右派，事后我承担责任，但也怪罪萧乾，我对他作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对不起他。”⑨ 但是，对张光年怨恨颇深的萧乾是另一种讲法。在同样回答李辉访谈(1993年8月26日)时说，“在我的脑子里，他(指周扬——注释者)一直是毛主席身边的文艺官僚。不过他还是真懂文艺，也熟悉文化界的情况。我分析，1956年把我调到《文艺报》当副主编，可能就是他提名的，要么就是胡乔木。刘白羽请我到他家谈了三次，我不同意。后来张光年又来找我。晚上八九点钟来，一直谈到半夜一两点，我最后就勉强同意了。没想到只干了几个月，还闹了个‘篡夺领导权’。跟着就成了右派。”⑩在《萧乾回忆录》(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里，萧乾还说，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子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寓目的稿子。……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的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当事人对同一事件讲述的不同很常见。这里的不同，一是萧乾轮值当“执行副主编”的确切时间，另一是这期间总主编张光年是否“基本不看稿件”。张光年的说法含糊其词，有的也不大合乎情理，有推脱应负责任之嫌。但说张光年是得知要发动反右而“引蛇出洞”，却也缺乏根据；事实上张光年的主动性有限。萧乾被当作替罪羊和打击对象，并非全是周扬、张光年的预设计谋。当年张光年和周扬一样，尽管在文艺界已居于高位，但还是属于“不能预判变化无常的路线”的人。这个事情的性质，可能是“危机”来临时掌握更大权力者制造“异端”以保护自身——这是古今经常演出的戏剧。“文革”前夕风雨飘摇中，以提倡写“中间人物”为由，将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抛出，也属于这一类。 至于选择萧乾则并非偶然。在主编、副主编中他是唯一“非党”人士；也可能确实组织、编发后来被认为问题严重的文稿；又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反动文章”(虽然萧乾预感到政治气候有异，试图从《人民日报》抽回，但主编邓拓认为文章没有什么问题而说服他刊登)……再有重要一点是萧乾的历史“污迹”。担任《大公报》驻伦敦记者报道二战战事，类乎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立场，对左翼文坛曾有尖刻的讥讽批评而发生的冲突，在1948被郭沫若斥为买办型的“反动文人”……这样的历史“污迹”，以后根据现实需要，就很容易将他落实为“异端”。当代的政治、文化斗争，现实问题往往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而历史又成为现实斗争正当性的证据。不论批判胡风，批判丁玲、冯雪峰，批判右派，还是批判“四条汉子”，批判“四人帮”，性质虽说有异，在这一点上沿用的是相同的逻辑。 实施反击 “自我批评”的同时和之后，《文艺报》从7月开始，声势浩大地组织、编发了一系列批判右派的文章，这持续到1958年初《文艺报》的“再批判”特辑(11)。这期间，张光年自己也在《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报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长短不一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和吴祖光辩论》、《从一篇文章看黄药眠的右派思想》、《揭穿大阴谋》(批判丁玲)、《为什么说“今不如昔”？》(批判萧乾)、《萧乾是怎样的一个人？》、《胡风派？雪峰派？》(批判冯雪峰)、《19世纪的遗老》(批判冯雪峰)、《当心啊，青年人！》(批判吴祖光、丁玲)、《徐懋庸的“好心肠”》、《徐懋庸的骗术》、《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徐懋庸、冯雪峰、刘绍棠、姚雪垠、吴祖光、唐因、唐达成、侯敏泽)、《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应当老实些》(批判秦兆阳)、《奇文共赏》(批判冯雪峰)、《好一个“改进计划”！》(批判秦兆阳)……上述文章，大多收入他的《文艺辩论集》。在50年代后期，还写了批判李何林的文章。署名华夫的批评郭小川诗《望星空》(12)文章，也出自他的手。 反右运动中，深挖右派“堕落”原因，据说是由于他们顽固的“个人主义”作祟。这一论述，在周扬《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中有充分表达。针对这个问题，张光年在1957年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两篇短论：《个人主义与癌》、《再谈个人主义与癌》。短论中对具有复杂内涵的思潮和世界观的“个人主义”，在作了简单化的污名化的归纳后，施予严厉的道德谴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已经暴露出它的反动身份了”；右派是浸透了“个人主义毒汁的人”，他们“要名，要利，要权，要很高的享受”，“想夺，想偷，想抢不该属于他的东西”，他们“因此就和旧制度挂了勾，和新制度结了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子，埋在这里”(13)。 在《文艺辩论集》的“后记”里，张光年写下了这样悲情、自恋的一段话：“在那乌云乱翻的日子里，敌人调兵遣将，向革命事业展开猛烈的进攻。我曾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痛苦，但是我还没能认清这些事件的不平凡的意义，反而把党和文艺界委托我把守的一个重要岗位一度拱手让给敌人！在党的耳提面命之下，特别是自己在赤手空拳的麻木状态中挨了打、受了伤以后，这才醒悟过来，赶忙裹起伤口，拿起武器，追上同志们的脚步，鼓起全身力量来还击敌人。”(14) ■在颐和园(55年)时，周曾对我说：“关于30年代上海左翼文学运动，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给了很高评价，尽管那时我们是很幼稚的，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有一条：就是要革命。”周竟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毛主席对于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左翼的高度评价生拉硬扯到他自己身上，真是无耻极了！这次运动中我想起1955年我和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协助公安部搞胡风专案的时候［注释10］，由郭小川负责编写一本《关于胡风的历史材料》，其中根据胡风的口供，强调胡风和雪峰相勾结，掀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造成了文艺界的分裂。当时周扬看了这份材料，一定是很动心的。果然，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后期批斗冯雪峰时，郭小川的发言，就引用了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材料来为周扬翻案。这是一个重大阴谋。周扬是不能推脱罪责的。周对于《大辩论》这篇大毒草，自己非常肯定。1958年春此文临近发表的时候，一次在他家，他对我和林默涵说：“我们的这篇文章，是有的放矢，既反对了修正主义，也反对了教条主义。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这是从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提炼出来的。”又说：“这场斗争，搞清了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大疑案，很不容易！”当时我也认为此文“得之不易”。又听说其中有的地方经主席改过，更是得意忘形。 ［注释10］胡风专案五人小组 张光年说，这个五人小组“是负责文字上的编辑和注释，提供思想批判材料。林(指林默涵，另四人是袁水拍、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注释者)是组长。包括林在内，都没有想到材料送上去以后，竟然有了那样的批语(指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上的批语——注释者)。小组的人从个人迷信和宗派情绪(至少我个人是有的)出发，做了不该做的事。”“中央还另设有主管胡风集团专案的五人小组，其中三人是政治局委员。有陆定一(组长)、康生、公安部长罗瑞卿(‘文革’中和陆定一一样受到残酷迫害)，另有两人可能是胡乔木和周扬(这两个人起的作用不大)……”(15)审查“胡风集团”所得的材料，特别是19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界发生的冲突，周扬确实“很动心”。1957年8月20日郭小川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主要内容就是论述30年代胡风和冯雪峰勾结，挑拨“党的组织”(也就是周扬等)与鲁迅的关系，分裂、破坏左翼文艺运动。发言记录稿收入中国作协党组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第133—140页。郭小川的发言记录没有“胡风口供”的字样，应该是周扬等知道问题的敏感经过了删节；事实上发言记录中确有“中略”的删节标识。 ■周扬一贯地全面地反对毛主席思想，特别是一贯地仇视、曲解和贬低毛主席《讲话》。除了在文艺在为谁服务、政治与艺术、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题材问题、遗产问题、批评问题、文艺界统战问题、对十七年文艺的估价问题等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在他历年的报告、文章和讲话中，处处提出了同《讲话》针锋相对的邪说以外，单就他对《讲话》的根本态度，可以举出以下的十条证据来。［注释11］ ［注释11］“一贯地仇视、曲解和贬低毛主席《讲话》” 这是“文革”时对“文艺黑帮头目”周扬“罪责”的用语。时过境迁的1992年12月7日和1993年5月5日，张光年回答李辉提问，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是：“周扬非常尊重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他这个人完全政治化了，总的来说，他是很真诚的，对党，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特别尊重。我记得50年代，他多次赞叹说：‘毛主席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非常特殊。’谈话时带着十分崇敬赞佩的语气。”(16)在60年代文艺整风期间，周扬在文艺问题上“倾向周总理的意见，但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当然还是以毛主席的意见为准。他不止一次谈到毛主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只要是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包括批判胡风的按语，他从来是毫不保留地办，从来没有一点儿牢骚，更别说有不同的意见”。(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