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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7年冬在颐和园写《大辩论》一文时，周十分狂妄地说：“我们太没有理论了，现在就靠一本《讲话》吃饭，怎么能不搞教条主义？《讲话》奠定了基础，不能只靠《讲话》吃饭，要根据新的经验发展它。”(饭后面谈时说的，林默涵、刘白羽也在座)［注释12］ ［注释12］“不能只靠《讲话》吃饭” 这应该是周扬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的观点。在五六十年代，这其实也是许多理论家、作家的看法。如舒芜1957年整风鸣放时说，“理论批评现在也很难搞，好像有了毛主席的《讲话》一切问题已经解决了。毛主席的《讲话》是个方针，不是解决了一切问题……”(18)毫无疑问，周扬一直都是把《讲话》看作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认为它指明方向、道路，但也不认为它可以取代系统的文艺美学、文学理论，并认为随着实践的展开，《讲话》的观点也需要发展。60年代初主持文科教材编写，他多次提出，“关于革命的理论，建设的理论，战略策略，世界观，列宁、毛主席是发展了。但在学术领域中，在每个学科里发展如何？有问题，就讲美学、文学理论，中国的当然不行。但世界上有没有这种著作，其学术成就超过半个世纪前的普列汉诺夫呢？我没有看到。”(1962年3月16日在文科教材政治组、哲学组编选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发展了列宁主义，从革命理论来说，右派的攻击是不对的。但从学术方面，每个学科里发展如何？有问题，不能令人满意。恩格斯死了以后，没有一个马列主义者写出一本像《自然辩证法》那样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1962年3月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马恩列斯的片断文艺理论要学，有系统研究的是普列汉诺夫。”(1959年4月17日在文学研究所的讲话)对《讲话》的这一评价，当然和后来“文革”的激进派大相径庭。1966年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称，《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毛泽东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它们“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二，周1958年在天津做报告，目无《讲话》，狂妄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1959年夏天在北戴河讨论《文艺报》工作时候，周宣称“中心问题是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此还特别强调“继承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遗产”，“我们的美学理论要同我国古代的美学相衔接”；要求《文艺报》宣传贯彻。)《文艺报》从《河北日报》转载了他在天津讲话的报道，他事后批评我们“太冒失了”。周当时不愿《文艺报》转载，一方面是怕露了马脚，另一方面也是怕惊动了苏修。1958年冬，苏联文艺理论家留里科夫过北京时，曾经以威胁的口吻质问周：“听说你们要创造中国自己的马克思美学理论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事后周把这事告诉我，还说：“尽管他们有意见，我并不后悔。”实际上他很紧张，怕苏修在报纸上攻击他。［注释13］ ［注释13］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关学 1958年7月31日至8月6日，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周扬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在会上的报告，《河北日报》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为题长篇报道，《文艺报》1958年第17期转载。周扬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一再强调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1958、1959年在北京大学的两次演讲(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与政治”)，正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中国自己的”这一提法，在当时应有两层涵义。一是，他认为毛泽东的《讲话》等，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出方向，是纲领性的，但也是基础性的，不能取代系统的美学、文学理论的建设：“光靠方向不行”，在这个方面，“要开辟道路”。另一层是强调对中国文学理论遗产整理、“批判继承”的重要性。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持有的那种崇拜外国的思想，是一百多年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所养成的一种奴隶心理”，“将来的世界史，世界文化、文学史，都要重新写，因为中国、印度、阿拉伯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在历史上的贡献没有在世界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从来一切都是以欧洲为中心”(19)。因此，“中国自己的”这一提法，在当时既针对“欧洲中心”的，也隐蔽地表现为针对“苏联中心”。贯彻周扬的这一想法，1962年4月间《文艺报》召开了“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座谈会，第5期和第7期的《文艺报》，先后刊发了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弢、王朝闻、王瑶、游国恩、朱光潜、陈翔鹤、郭绍虞、王季思等在这方面的笔谈文章。只不过到了1962年夏天开始重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计划很快流产。 三，1960年1月3日，周在文化工作会议作报告时说：“创作和理论要受到全世界的承认，不是一件容易事，光靠方向正确不行，要拿出货色来。一定要看到这一点。”这是“不能光靠《讲话》吃饭”的另一个说法，是射向《讲话》的又一支毒箭。 四，1960年6月，我和刘白羽、林默涵、袁水拍帮他写第三次文代会报告时，周对我们说：“《讲话》是政治方向，加上二百方针，才是文艺路线。”这是说，主席在延安的《讲话》并没有解决文艺路线(道路)问题，一定要加上经过他曲解了的二百方针，才有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而第三次文代会报告，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谬论写出来的。［注释14］ ［注释14］加上二百方针，才是文艺路线“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缩略语。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周扬一再强调工农兵方向必须加上“二百方针”，才是“完整的”毛泽东文艺路线。1962年2月到4月间，与张光年谈话说，“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反右，‘反右必出左’，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批判，都产生了副作用，出现了很多简单化的东西。当年斗争一个接着一个，来不及纠正”，“中央负责同志对于简单化的批评，意见很大。过去中宣部没有管，我们也常受到上面的批评，定一同志就说过，要下令停止批评三年，免得害死了创作。对毛主席的《讲话》……只讲工农兵方向，不讲‘二百’方针，实际上是违反主席思想……工农兵方向要加上‘二百’方针，才是完整的文艺路线。” 不过，文艺上严格的阶级路线，与思想艺术多样化、创作自由是互有冲突、甚且对立的命题，它们如何在一个框架里共存、融合，一直让“当政者”伤透脑筋。因为存在着严重的裂痕，对“二百方针”此后不断有多种补充性的解释出现。如强调“二百方针”是坚定阶级政策，打消人们的“自由化”幻梦；如提出判断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如宣布“创作自由”之后又申明“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在60年代初，周扬等在这个问题上阐释的重点，则转移到“工农兵方向”的阶级性方面，提出在服务对象上削弱严格阶级限定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命题。 五，1960年8月14日周在文代大会党员干部会上说：“这次会的主要收获，是明确了道路问题，工农兵方向比1942年大大地丰富了，新的经验、新的内容，放出了新的光芒。”这又是明目张胆地贬低《讲话》，而对他自己的报告做了极端狂妄的自吹自擂。 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跟我和林默涵等人说：“《讲话》是方向，要开辟道路。”他还假意自谦地说：“我们这些人学问不多，但是像莱辛、伯林斯基，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历来开辟道路的人，都不是很有学问的人。黑格尔、王国维，都是很有学问的吧，他们并不是开辟道路的人。”［注释15］ ［注释15］“极端狂妄”、“明目张胆” 这里体现了周扬的抱负，他的勃勃雄心。这是他可恨、可恶之外的可爱、可敬之处。知道自己确实“不是很有学问”，也明白处于思想、政治“夹缝”之中，还是要做“开辟道路”的人。只不过，由于所处的狭窄、危险重重的政治环境，由于“文化官僚”(萧乾语)的身份，也由于视野、学识上的限制，这一抱负难以实现。在中外文论中，他了解最多的是俄国19世纪激进民主主义的部分，也就是他多个场合推崇的别、车、杜，和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即使在这样的范围，更多的还是接受他们有关文学与社会生活，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其实，就别、车、杜等而论，他们关于艺术家的职责，艺术的功用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周扬更倾心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20)。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下，他主持编写的教材，包括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理论》，也不可能出现他所期待的成就。 七，周一贯地用马恩列斯的言论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甚至把蒲列汉诺夫、伯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的言论也看得比毛主席的指示更高。周在延安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就是这样的。［注释16］1958年，他鉴于马恩列斯全集出版了，要北大学生帮他重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注释17］。1965年初周在文化工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又提出“重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后因批判杨献珍，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问题，他才不敢搞了。我们帮他写文章，写报告的时候，他往往事先挑好了引语，先讲马恩怎样讲的，列宁怎样讲的，然后才是毛主席怎样讲的，仿佛主席仅仅是重复了前人的话，其目的也是要贬低毛泽东思想。 ［注释16］贬低毛泽东思想 蒲列汉诺夫、伯林斯基现在通译为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张光年的说法有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并没有收入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收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八人的论述。另外，周扬1944年编辑这本书，其动机和效果，并非如张光年说的要贬低毛泽东的文艺论述。相反，倒是要借助马克思、恩格斯等的权威，来提升毛泽东论述的价值。40年代的延安还不是“文革”的北京，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还没有被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峰”，在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系上，也还不可能有“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提法。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说的很清楚：《讲话》给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21)《论文艺》编辑的理念，就是依靠这种互证关系来确立毛泽东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这样的集句、摘编，这种将“经典作家”的言论按照拟出论题加以串联的方式，相信不全是周扬的发明。但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编辑方法影响甚大；论文艺，论人道主义，论浪漫主义，论资产阶级法权，论形象思维，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类似的集句式编著不绝如缕，层出不穷。无疑它直接、简明、通俗，更有现实功效；而这是在模糊言论产生的语境下，通过掩盖不同作家论述的差异、矛盾达到的。这是基于编辑者意志将复杂思想观点简单条理化、意识形态化的方法。周扬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意见，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而发的，“但是在它们中间却贯穿着立场方法的完全一致”。这并非全是事实。可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加以宗教神圣化的历史时期，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存在差异、裂痕和矛盾，其神圣性无疑受到严重损害，将它的不容置疑的地位降低为某种学术思想体系。 ［注释17］重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据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教师胡经之(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的文章，讲到1959年2月21日，他和几位中文系教师到北京沙滩中宣部见周扬，谈到中文系师生正在集体编写《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和增编周扬在延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工作，“请周扬指导”，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增编，周扬的想法，还是限定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高尔基、鲁迅这八位的经典论说，暂不要增加其他人的论说。要增补一些新材料，也要少而精，尽可能完整些。”“周扬接着又说，要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不能只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还要读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理论资料。他希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在增编完《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后，还继续编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理论资料。”“周扬说道，中国古代、外国的文艺理论不可能都是唯物主义的。但列宁说得好，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22) 八，1960年春，我和刘白羽在天津帮他写《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一文时，周扬对我说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高尔基早就有这个主张，发表过一些言论。《文艺报》编辑部可以找人搜集起来，编成个材料，让大家看看。”后来，编辑部把这份材料印出来了。1960年下半年，我加上了一个按语，想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这样做是很荒谬的，因为高尔基仅仅是从文学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讲的现实主义又常常把新旧现实主义混在一起，发表出来必然要造成混乱。当我把按语送给周扬审阅时，他把我们找到他家去谈，周说：“这份材料不要发表。发表出来会造成误解，好像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是主席首先提出的，高尔基早就提出了。”周在这件事上出尔反尔，说明他是心怀鬼胎的。 九，1961年周主持编辑大学文科教材时，我的印象，当时有人提出，大学文艺学一课，索性就讲毛主席的《讲话》，不必另编教材了。但周坚持“要编系统的讲义，从马恩讲起，旁及中外大作家和理论家的言论，这样可以看到发展；另编一本辅助的讲义，用来讲解毛主席在延安‘讲话’的背景，阐发主席的文艺思想”。(这是1961年8月8日晚他在天津的招待所里对我讲的)后来，蔡仪、叶以群编的，就是周扬所要求的正式讲义，王燎荧编的，就是辅助的讲义。这是周有意贬低和排斥《讲话》的又一大罪行。 十，1957年《讲话》发表15周年，1962年《讲话》发表20周年，周扬都不让《文艺报》大肆纪念。57年的理由是：“现在整风已经开始，《讲话》不必大肆纪念，不要勉强大家表态”。62年的理由是“文艺整风是整风的一部分，整风没有纪念，单纪念《讲话》显得隆重了……祝贺的文章一概不登，刊物有一篇文章就可以了。”［注释18］ ［注释18］《讲话》发表20周年纪念 其实周扬对此非常重视，除了《文艺报》发表《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的社论外，主要是集中一批批评家、理论家，撰写《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日报》社论。在2月到4月，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召集的，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理论批评座谈会”，其中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为这篇社论做准备。社论提纲写出后，2月26日，林默涵座谈会上对社论提纲有长篇发言。在谈到“什么是今天的实际”时说，“纪念《讲话》十周年的社论主要是反‘左’，胡风就很赞成，另一篇纪念鲁迅的社论他也赞成。因讲到鲁迅揭露黑暗是爱国主义。路翎也拥护那篇社论。右的东西出来了，就必须反右，不能两个拳头同时打出去，因此只能在内部纠正反胡风斗争的简单化。现在情况不同了，毛主席说两条道路的斗争基本结束了，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纠正‘左’的东西。”3月15日，周扬在座谈会上也有长篇发言，对社论提纲提出意见。在这个期间，周扬与张光年等在多次谈话中说，“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爱国人士，都应当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团结。现在困难这么大，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不加强团结，怎么得了；所以社论要反复强调文艺界的广泛团结”。这篇社论，后来被批判为是提倡修正主义“全民文艺”的纲领。 当代文艺界各个时期“官方”发表的文章，各个年份纪念《讲话》的社论，它们对《讲话》阐释的变化，在阐释时所要强调的方面，会在看来周全稳妥的文字中透露出来。当年的写作者为了这种表达而字斟句酌，遣词造句上煞费苦心，避免表达上的失当深陷困境，而读者也训练出了机敏的眼睛、嗅觉，来捕捉到哪怕是细微语气的变化。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的今天，最后受苦的是当代文学、文化的研习者——也要继续努力训练眼睛、耳朵的灵敏度；他们没有办法规避这个“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命运。 2014年3—5月 注释： ①如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评格?丘赫莱依的影片及其言论》(《文艺报》1963年第11期)，是60年代公开批判“苏修文艺”的最早文章。这篇长文针对的是50年代后期出现的苏联“新浪潮”电影：丘赫莱依的《第四十一》(1957)、《士兵之歌》(1960)、《晴朗的天空》(1961)，以及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飞》(1957)，安?塔可夫斯基的《伊凡的童年》(1962)。这五部影片，在1963—1964年间，曾在北京等大城市作为批判材料内部放映。 ②光未然：《五月花》，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张光年，《文艺辩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③⑥⑦⑨⑩(15)(16)(17)李辉编著：《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61—62页，第67页，第68页，第67—68页，第50页，第69页，第54页，第76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④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收入《文艺报》编辑部：《再解读》，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⑤张光年：《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文艺报》1959年第4期；《文艺报》专论：《题材问题》，《文艺报》1962年第3期。 ⑧《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11)关于《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的缘起，张光年1992年12月7日在李辉访谈时说，“这个特辑是我经手的。周扬找到我、陈笑雨、侯金镜说毛主席要发表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需要组织批判文章”。见李辉编著：《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68页。 (12)华夫：《评郭小川的〈望星空〉》，《文艺报》1959年第23期。 (13)(14)张光年：《文艺辩论集》，第118—119页，第173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8)《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19)这一段的引文，均见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报》1958年第17期。 (20)周扬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文书名为《生活与美学》)，写过《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1937)、《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1942)等文章。 (21)《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2)胡经之：《燕园谈艺再论道——周扬在北大谈文艺与政治之关系》，《艺术百家》2012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