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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汉日报》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 从晚清文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江汉日报》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以及对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且对革命思潮具有推波助澜的巨大历史作用，是此前傅兰雅与梁启超关于新小说理论的深入和发展。 作为深谙中国社会的传教士，傅兰雅于甲午战后深刻认识到中国处于危急关头，必须全面改革。他主张文学救世，以小说为利器改造中国社会。1895年，他在《万国公报》、《申报》等重要报刊上反复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征求批判鸦片、八股、缠足“三害”的小说，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改造社会。傅兰雅的征文活动对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梁启超的旨意与傅兰雅不同，傅兰雅突出社会，而梁启超突出民族国家。梁氏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先后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意在以小说为利器来“新国新民”。在诸多小说类型中，梁启超首倡“政治小说”，以发表自己的区区政见，为改良服务。他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均旨在为他所建构的新的民族国家服务。 作为晚清革命派，《江汉日报》同人更进一步，他们突出政权更替，主张反帝反清，他们所提倡的革命文学是其政治主张中的重要一环。该报刊载社论《论文学之势力及关系》，开启了晚清文学理论发展的新阶段。通观全文，可以发现它既受到梁氏“新小说”观的影响，又有根本性的突破。其影响与突破主要体现在： 一是突出文学的社会功能。该文认为“无文学不足以新民”，这是对梁启超观点的继承与突破，其新民之利器不限于小说，而扩展到一切文学样式。梁启超认为，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与人类的普通性吻合，而且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使其能够支配人道，所以民众喜欢小说胜过其他各类书籍。中国传统的状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思想均来自小说。在梁启超看来，小说能够很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其巨大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梁氏倡导用小说来新国新民。《江汉日报》同人也是如此，但他们不限于小说，拓宽了晚清文学理论探讨的视域。《江汉日报》同人强调文学对“新民”的作用，其用之于善则可以“涵养性质，培植人格，增益智识，孕育舆论”(12)；用之于不善则“实足以灭国绝种，伏亿万里之祸根”，并导致“荡佚意志，锢蔽见闻，淆混是非，消沉道德”。其“新民”的内涵突破了梁氏的范围，尤其强调人权。文章认为只有文学能“撼醒沉酣，革新积习，使教化日隆，人权日保，公德日厚，团体日坚”(13)。他们所谓的“人权”是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民权主义，所谓的“团体”，不是当时遍布国内外的社团，而是整个汉民族。他们希望用文学的势力使这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上的历史性跨越。 二是突出文学的政治功能。该文认为“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文学“立国”是这篇革命文学理论的最核心内容。作者用大量笔墨，旁征博引，贯通中外古今，突出文学“立国”之功效。文章云：“普鲁士之败于法也，订约求和，偿金割地，乃其遗民眷怀旧壤，作种种诗歌曲谚，不忘宗国之音，而独逸联邦卒至成立。”其文学之功，“挽狂澜于既倒，为现世收完全之效果……由是观之，则注重文学，足以兴国”(14)。文章还指出：“印度沦为英国之墟，斯拉夫人之裂波兰，必先灭其文学，乃占领其国土。”此二国既非“墟于商业，又非裂于兵威，然国界虽存，国魂早逝”，“一旦噩梦初回，神经顿悟，欲保全而莫得，思光复亦良难”(15)。至此，作者感慨万千，悲凉叹息：“嗟乎，景物依然，河山已异”。故“捐弃文学足以亡国”。接着文章作出结论：“俯视千秋，横眺六极，无文学不足以立国”，这是典型的文学兴国论。 三是突出革命文学的力量。《江汉日报》是一份极具影响的革命报刊，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革命，所倡导的文学理论是为革命服务的。《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对文学势力的论述，尤为气势磅礴，高远恢宏，令人震憾，展示了革命派报刊的气概，足以使持改良思想的梁氏相形见绌。文章指出：“恃利喙锋牙吸嚥膏髓之禽兽势力未足与之角；挟黑铁赤血操纵生命之战斗势力莫敢与之京；施祈祷舞蹈灌输迷信之宗教势力，具言圣令歌独裁政体之君主势力，不克以驾驭之而反屈服于其下；文学、文学，尔之势力可不谓伟矣哉。”(16)禽兽之势力、战斗之势力、宗教之势力、君主之势力均不及文学之势力。文学如此伟大的势力，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呢？那就是以文学为利器，唤醒民众，倡言革命。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能驾驶一切，但在革命思潮高涨之际，对于被压迫人民之革命，则无力驾驭。 四是积极倡导文学领域的革命英雄主义。在动乱年代，在武人走红之际，《江汉日报》同人鼓励文人自信自强，呼吁社会不要重武轻文，以便使文人更好地发挥作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们殷切呼唤：“文豪、文豪，吾愿尔之毋自轻，毋自卑，毋自弃，毋自贱，毋自欺”(17)；也迫切期盼社会民众“毋轻尔文豪，毋卑尔文豪，毋弃尔文豪，毋贱尔文豪，毋欺尔文豪”，愿文豪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的擎柱，“从尔驰骋，凭尔驱使，资尔诱掖，荷尔陶镕，挟尔作无量化身”，最终实现“吾藻丽神州，著作如云，翻译如雾，报章电掣，典籍风行，家家业印刷之科，处处设图书之馆，机关满地，权势熏天，团合吾二三殖民地，十八行省之干净土，莫不标呈此特色，成文豪之天演场，平地一声，昭苏万象”(18)。在这里，文章希望文人肯定自己的价值，担当起“文学立国”的重任，也期盼同胞尊重文人，接受文人给予的精神洗礼，听其驱使，任其诱掖，受其陶镕，在莽莽中原，纵横驰骋，“作无量化身”。 综上所述，《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文学功能上，提出了“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无文学不足以新民”的主张，倡导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在文学视域上，由此前的小说扩展到一切文学样式；在文学受众上，主张文学普及到神州千家万户，繁荣文学创作与传播；在作家作用方面，主张文人肯定自己的价值，作民族脊梁，同胞擎柱，担负“文学立国”的责任，呼吁全社会尊重文人，让“藻丽神州”，成为“文豪之天演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