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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辛亥前夕，诞生于武汉的《江汉日报》，无论其政治宗旨，还是其文学理论、文学作品，都闪耀着革命思想，是晚清上海、穗港和武汉三大革命报刊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反清反帝革命报刊。该报在创刊号以不同的文体形式昭示其主旨：作革命之“喉舌”，新闻之魁星；提出了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文学理论；刊登了许多革命社论、革命小说、革命杂文、革命诗词等形式多样的革命文学作品，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武昌首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堪称晚清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 【作者简介】付登舟，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谈到革命文学，学界完全忽视晚清革命文学，而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文学。后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1927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倡导的一种文学主张，并由此产生的一种文学思潮。他们要求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努力为民主革命服务；要求作家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当时的革命文学争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左联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前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些革命党人及其同路人和进步作家在晚清革命思潮高涨下提倡的一种文学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文学思潮。他们自觉地以文学为利器，宣传反帝反清革命思想，追求民主共和制度，为辛亥革命制造了有利的革命舆论。《江汉日报》以文学为利器，倡言革命，促进了晚清国内报刊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晚清革命文学的缘起 在这里，必须厘清两大问题，一是革命文学产生的时间及定义，二是为什么把《江汉日报》作为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 晚清革命文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03年。这时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革命高潮，他们开始纷纷创办革命报刊。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与邹容犹如双子星座，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急先锋。1903年，陈天华在日本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他以感人肺腑之言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影响甚大。同年，留学日本的邹容被迫回国，在上海与革命志士章炳麟、章士钊等人结为挚友，积极参加拒俄运动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并出版《革命军》。《革命军》倡言排满反清，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倡导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想对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也产生很大影响。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一度倾向革命。他于1905年撰写了《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章涉及“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等内容，文字简短急促，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①这里的俄罗斯革命是指俄罗斯虚无党反抗俄国沙皇残酷的专制统治的革命，与晚清革命党人反抗满清政府的革命很相近，并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思想资源。 1908年5月30日，《江汉日报》开始转载当时《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的全面介绍晚清革命党的文章《清国之革命党》。全文共分革命党的有关团体、主义、领袖、起义斗争、与立宪派的严重分歧以及清政府的镇压六个部分，但只连载五个部分就被禁止刊发。该文称，革命党人积极发行图书报刊，“鼓吹排满主义，一时东京市上，出售此种之杂志，实数几达十余种之多。就中之为最盛行者，如四川人邹容、湖南人陈天华二人(二人已死)，盖当时称为革命文学最盛时代也”②。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革命文学”概念，早于学界其他学者所见所倡。胡石庵等人冒着生命危险转载《清国之革命党》，盛赞革命党人的英雄业绩，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致力于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江汉日报》连续三天刊发长篇论文《论文学之势力及关系》，昭示了该报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文学主张，可视为他们关于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宣言。 陈天华、邹容、梁启超等人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文学”概念，但其文章完全拥有革命文学的真正内涵，胡石庵等则正式应用了这一概念，并身体力行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09年，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人在苏州成立了清末民初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南社。南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南社既是文学社团，又是同盟会重要的外部组织，主张文学为革命服务。曹聚仁先生评价南社诗文时认为：“南社首先揭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和同盟会的革命相呼应。我们可以说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之气，在暗示中华民国的更生。那时，年轻人爱读南社诗文，就因为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有民族意识的。”③曹先生肯定了南社诗文的革命文学性质，认为是晚清革命文学的首创。但如果他看了《江汉日报》，相信他会改变这样的认识。 关于当时“革命文学”的定义，晚清的革命党人汪兆铭民初作过这样的阐述： 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盖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式，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二，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④ 汪氏精辟地阐释了革命文学的作用、内容与形式。他认为，革命文学的作用为革命的先导，革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可以说相倚相抉。在汪氏看来，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内核，以国学为枝干，以西学为条理，这种革命文学，与晚清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同生共长，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要确立《江汉日报》作为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必须弄清该报创刊之前国内的革命报刊与革命宣传。晚清的革命宣传活动首先是从海外开始的，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革命派击败改良派，革命宣传开始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办报，形成了上海、穗港、武汉三大报刊及革命宣传中心。《苏报》于1896年创刊于上海租界，先是刊载黄色新闻而声名狼藉，后又赞同康梁的维新主张，直到1903年章士钊担任主笔后，革命色彩渐渐浓厚。邹容的《革命军》出版后，该报接连刊发章士钊的《读〈革命军〉》及章太炎的《〈革命军〉序》，大肆介绍和宣传《革命军》。与此同时，该报在显著位置刊载章太炎长达万言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这些重磅式爆炸性宣传，持续两月便遭到查封，并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发生后的几年时间里，革命舆论陷入沉寂，直到1907年，上海才诞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第一份大型日报《神州日报》，该报由革命党人于右任创办，其宗旨为“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威”⑤。该报所发新闻，多有对清朝贪污腐化现象的揭露，具有革命色彩，所载小说，则主要是言情小说、理想小说(或曰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滑稽小说、讽世小说、家政小说等类型，且有很多翻译作品。这些作品与当时上海社会相吻合，适合市民读者的阅读口味，缺乏革命思想。于右任所创办的“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虽然影响很大，革命色彩很浓，但都在《江汉日报》之后。穗港作为国内三大革命宣传中心之一，在1908年及以前创办的革命报刊有《群报》、《珠江镜报》、《国民报》、《广州白话报》等，这些报纸虽然具有革命倾向，但其力度十分有限，既没有革命文学理论，也没有经典的革命文学作品，影响远不及《神州日报》。 创刊于1908年的《江汉日报》则独树一帜，以“革命文学”为利器，倡言革命，无论其社论、小说、杂文、诗词还是漫画都体现了这一鲜明特色。据笔者统计，该报所载小说，短篇小说占80％，中篇小说占20％，没有长篇小说；原创小说占90％，翻译改编小说只占10％；以“革命”为主题的小说占70％以上。其所载的社论、杂文、诗词和漫画等作品也紧紧围绕“革命”主题，尤其是该报在社论专栏连续三天刊登阐述革命文学理论的长篇论文，这是当时上海和穗港的革命报刊所无法比拟的。武汉后来相继创办的《商务报》、《大江报》及《大汉报》等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报刊，无不受到《江汉日报》的启迪与影响。诞生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江汉日报》适逢其时，无论是政治宗旨，还是其文学理论、文学作品，都闪耀着革命光芒，被视为晚清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诚不为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