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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洲对《关连长》的推介一样，“人类”也成为萧枫界定《柳堡的故事》的关键词。下一期，竹可羽对机械论者“成文英”逐条反驳，认为“小说的丰富的主题思想和作者的现实主义才能，始终相结合着”。[24]这些讨论，挽救了《柳堡的故事》。据载，“《柳堡的故事》曾被评论界打了下去，正拍的电影停拍了。竹可羽发表论文指出，‘《柳堡的故事》是今天中国所能看到的最好的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后来陈毅元帅出面肯定《柳堡的故事》，电影才得以重新开拍。”[25]不难看出，王淑明等认为人性与“人类之爱”和阶级、集体并无什么矛盾。类似讨论同样出现在有关《母亲与孩子》《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的推介上。 “难道我们不是人吗”，重申了共产革命最终的诉求：“人”的尊严。但毫无疑问，在革命进程中，这种最终诉求往往被国家、民族等作为手段的集体价值所淹没，甚至取代。“文学评论”对人性的强调，在建国初年多少有些空谷足音，与延安文学是疏离的，甚至脱节。“脱节”表现在对革命的叙事“成规”的冒犯。《白毛女》等延安文学将黄世仁处理为“恶”而将革命置于“善”的位置的叙述方法，成功地将革命合法性建立在民间伦理之上，并造就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艺术力量。而在《母亲和孩子》《关连长》等小说中，革命的成功都需杀死孩子(刘桂兰捂死自己孩子)，无形中将革命置于“恶”而非“善”的位置。尽管革命者的牺牲由此得到了更有力的凸显，但“人”“人类”的伟大多少使“革命”陷入暧昧。如果说“叙事是重要的制造意义手段”，[26]那么这些华东“制造”在意义传播方面的问题无疑存在混乱。 显然，所谓“人性的现实主义”在延安文人设计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无疑是不合法的“知识”。但王淑明等或对此缺乏“敏感”，或有意“搅动”，这种不合法的“知识”在“文学评论”中还蔓延到题材、批评规范等敏感问题之上。在有关《母亲和孩子》的讨论中，齐谷“节外生枝”地呼吁当时已渐为禁忌的知识分子题材：“在我们的祖国的飞跃的前进中，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有着迫切的进步要求，他们正在作着不同程度的努力，要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人物。因此，用文艺作品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很好地引导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重要的现实政治任务之一。他们是十分希望得到这样的引导的”，“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作品是太少了”。[27]这种呼吁包含某种表述的“技巧”，即以被“改造”的姿态求取知识分子在国家叙述中应有的“份额”。评论家白村则在有关《我们夫妇之间》的讨论中，正面“论证”了日常题材的合法性： 真正能说明生活的，并不是在于所描写的事件的大小，是否轰轰烈烈的，而是在于能否真实地反映生活。……《我们夫妇之间》，所描写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但这篇小说中写出的两种思想的斗争和真挚的爱情……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因为没有认识到它的典型意义，也就马虎过去了。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所以时常觉得生活太平淡，没有什么可写，不就是没有能更深刻地观察和分析生活的原因吗？……问题的中心不在于题材是否伟大，是否是轰轰烈烈的故事，而在于通过这个题材是否可以表现出伟大的社会意义来。[28] 其实，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怎样的题材“有意义”，怎样的题材不可以写，是有约定俗成的“共识”的。恰如马研所言，出于对“重大主题”题材的重视，“党报党刊对描写平凡日常琐事，表现个人欲望、情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抑制，这逐渐促成了党报党刊文学乃至当时整个文坛的一种风气——对个性化描写和渲染非主流矛盾的坚决批判和清算。”[29]在这种风气下，来自“华东”的“文学评论”双周刊自觉地成为了正在形成的“当代文学”内部令人不安的异数。 这种“异数”由于不受审查的“便利”，还进一步延伸为批评实践的艺术化与批评标准的异议。《讲话》规定“政治标准”第一(往往变成“惟一”)，“文学评论”却非常强调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在创刊号上，王淑明编发了自己的一篇《评〈红旗歌〉》。文章通过大量的细节分析，指出剧本中的转变“没有主流，没有伏线，没有发展过程”[30]等技术性问题，比较服人。而且，为了“开篇明义”，王还在“编后”中特意强调“描写”问题：“这期发表的两篇评论，在创作态度上有个相同点，就是要求作者要‘善于描写人’。”[31]在此后编发的大量批评中，那种居高临下、以政治压人的文章比较少见。相反，多数批评都强调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如小说《父子之情》被认为“对于高隆昌心理转化的描绘，是非常细腻曲折，入情入理的，毫无矫揉造作，牵强附会的毛病。让人看了，觉得自然，觉得真实，觉得有一股火热的力，撼动着自己的心——闭着眼，我就像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工作积极的青年工人；和一个性格硬朗老实，不断进步的农民”。[32]《我们夫妇之间》也被认为有着“比较高的思想性和比较高的艺术性的结合的”[27]。而柳溪小说《一个花生搓子》被批评“是以开会和空洞的讲话代替了尖锐的斗争过程”，评论由之提出，“作品不单单应该形象地提出问题，而且应该形象地解决问题。”[33]围绕《母亲和孩子》，齐谷和蒙树宏还就艺术问题展开了争论。这些批评在教条主义开始兴起的背景下，颇见生气。应该说，这些提倡是有方法的自觉的。如果说当时《文艺报》“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整人的工具而存在”，[34]那么“文学评论”显然希望建立真正的批评的尊严。对此，王淑明在他处曾明确宣示： 文艺批评的标准，虽然是有两个，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在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运用上，却应考虑到在不离开原则标准下力求有分别，有轻重，并有等级地来实施这个原则。例如我们对于新老作家新旧作家的要求，就不能一样；对于新文艺与旧文艺的看法，亦应该是有区别的。如果采用同一的尺度来衡量，就不免妨害文艺创作的发展，而使作家畏缩不前，感到无所措手足之苦。实际上有些作品是政治性较强而艺术性较差的，与之相反，也有艺术性较强政治性较差的……只要不是违反人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的作品，我们都应该承认其存在的价值。[7]93 王提出的弹性的批评标准是有针对性的。在政治批评日渐流行的现实情势下，他的“有分别，有轻重，并有等级地来实施”的办法就多有抵制教条主义之意。他不但在编刊过程中注意编发艺术分析成分较浓的文章，而且还利用各种机会批评教条主义。譬如在与竹可羽唱“双簧”时，主动化名“成文英”成为批评的靶子。竹可羽在文中说：“(成文英同志)还没有看清楚原小说，就批评和议论起来了”，“全文的精神是寻章摘句地搜集可能是缺点的东西拼凑在一起”。[24]这直接揭示了当时批评中的普遍现象。王有时还通过“编者的话”敲打某些批评“好挑作品的缺点和常常概念地谈论作品的优点的毛病”。[27]甚至，直接拒绝教条主义批评，譬如“对于《武训传》的讨论……很冷淡视之”。[5] 无疑，“文学评论”双周刊在批评实践中对艺术标准的强调，对“人性的现实主义”的推重，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对俄苏文论资源的借取，都与其“华东”出身密切相关。在延安文人开始垄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有关“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建构的情形下，这份文学副刊的存在及其声音，不仅是解放区文学内部差异性的证明，也为“当代文学”的形成提供了有效渠道。遗憾的是，这种不合法的“知识”，在新的文学制度的建构中，终究难以久长。1951年底，“文学评论”双周刊被迫停刊。当然，其直接导因并非“华东”文人与延安文人的文艺观念的歧异，而更在于王淑明的民国式的办刊策略激起的文坛恩怨，而新的体制又使恩怨的解决超出了始作俑者的预料。 注释： ①《编后》，《光明日报》1950年2月26日。 ②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年1卷1期。 ③这份双周刊除了主事人王淑明之外，还有哪些同人呢？目前尚不太清楚。据竹可羽自述：“我参加了《光明日报》上‘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见竹可羽《论文学与现实之关系》，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页。此外，萧枫、岳海、陶建基等人，可能亦有参与。 ④《苏联文学在新的高涨中》之“编者按”，《光明日报》1951年9月8日。 参考文献： [1]赵园，等．20世纪40－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2). [2]［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2. [3]章洛．昔日的辉煌今天的借鉴——新四军文艺工作简述[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4]金其安．30年代的左联宣传部长王淑明[J].江淮文史，2002(4). [5]王淑明．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N].人民日报，1952－01－10. [6]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1. [7]王淑明．后记[M]//论文学上的乐观主义．北京：文艺翻译出版社，1952. [8]竹可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N].光明日报，1950－03－20. [9]束萌(王淑明)．论真人真事与“反自然主义”[N].光明日报，1950－03－26. [10]王淑明．论文学中的乐观主义[N].光明日报，1950－04－24. [11]［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53. [12]竹可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N].光明日报，1950－03－21. [13]［荷］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9. [14]乔力，岳海，王金陵，陶建基．集体讨论，岳海，执笔．评《安魂曲》[N].光明日报，1950－05－03. [15]文简．对林庚先生几首诗的意见[N].光明日报，1951－02－10. [16]［英］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史安斌，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10. [17]［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再思考[C]//罗钢，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18]王文英．对孙犁的《村歌》的几点意见[N].光明日报，1951－10－06. [19]［日］藏原惟人．为了民主主义文学的前进[N].光明日报，1950－04－09. [20]徐洲．《关连长》读后[N].光明日报，1950－05－31. [21]成文英．评《柳堡的故事》[N].光明日报，1950－08－13. [22]刘秉彦．《柳堡的故事》读后[N].光明日报，1950－08－13. [23]萧枫．《柳堡的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N].光明日报，1950－08－13. [24]竹可羽．关于《柳堡的故事》[N].光明日报，1950－08－27. [25]周舟．评论家竹可羽的遭遇[J].新文学史料，1990(4). [26]［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吴靖，黄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5. [27]齐谷．也谈《母亲和孩子》[N].光明日报，1951－02－24. [28]白村．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N].光明日报，1951－04－07. [29]马研．《人民日报》、《文艺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D].吉林：吉林大学，2010:6. [30]王淑明．评《红旗歌》[N].光明日报，1950－02－26. [31]王淑明．编后[N].光明日报，1950－02－26. [32]于右民．介绍《父子之情》[N].光明日报，1951－02－24. [33]白宇．“形象地提出问题，概念地解决问题”[N].光明日报，1950－12－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