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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莫言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承续与对话关系：莫言对司马迁对悲惨命运的屈辱接受与他对精神世界执着追求的矛盾人格的理解与回应；莫言对司马迁及《史记》的叛逆性、“好奇”心态和“童心盎然”的独特理解及其与莫言创作特征的关联性；莫言剧作《霸王别姬》和《我们的荆轲》对司马迁原作的增补与重述，并且进一步阐述了通过出奇制胜与奇正相生的辩证法、心灵冲突与人物的可成长性、对爱情真谛与人生意义的不懈追问、古典美与华贵语言等构成的莫言剧作的新古典主义美学特性。 【关 键 词】承续与对话/选择与人格/叛逆、好奇与童心/新古典主义戏剧 【作者简介】张志忠，男，山西文水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言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广取杂收，纷繁披离，这和他的阅读习惯有关。莫言读书的吞吐量极大，有浮光掠影，有浅尝辄止，也有潜心揣摩，回味再三。个中最吸引论者关注的，是他与山东前辈同乡蒲松龄的关系。这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有莫言自己的诸多创作谈，有他命名为《学习蒲松龄》的小说集，也有诸多学者的苦心研究。但是，仅仅盯住蒲松龄，还不足以论莫言的文化传承；其中非常重要的，至少可以和蒲松龄并置齐观而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还有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和一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也。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莫言与司马迁的传承与对话。 一、文学使命的自觉与精神自况的折射 对司马迁的景仰，首先表现在莫言对《史记》的熟悉和频繁引用中。在互联网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莫言的演讲《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文中开篇就直奔司马迁而去： 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1] 在另一些场合，也经常会在不经意间，读到莫言对司马迁的称引。2013年冬天的福建福清之行中，莫言读到报纸上关于英国女王正式赦免二战信息战专家图灵的同性恋罪行的新闻。图灵是二战时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也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因为他出色的数学能力，破译了德军的密码，某种意义上凭借一己之力，提前结束了二战。可就是这样的天才，却是一位同性恋者。那个年代在英国，同性恋还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犯罪行为。图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牢要么选择化学阉割(被注射雌性激素)。图灵为了能够得到继续从事研究的自由，选择了后者，却处于长期抑郁之下，图灵在1954年6月7日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服毒自杀。莫言说，看到了这个故事他立刻想起了司马迁选择宫刑而写史记的故事。跨越时空跨越千年，普遍的人性再次引起了共通和共鸣，并且激发出关于好的小说是跨国别跨文化的思索：“好小说需要精彩的故事做内核，好故事则要表现普遍人性。中国作家并非只能讲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身上的故事，外国故事也可以变为中国故事创作的出发点和灵感。……中国也有曾遭腐刑的司马迁，我们面对的阿兰图灵已经不是英国人，而是人，所以外国故事是否能为中用完全取决于是否对中国作家有启发。”[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道出了世道人心的利益驱动，而暗含讽谏之情。莫言拈出此语，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以应对那个命题为“贫富与欲望”的文学会议，并且在接下来的同一篇演讲中，对于当下的奢靡炫富之风，进行猛烈的抨击，提出了“什么样的人是有罪的”的尖锐命题以及文学的巨大责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1]而太史公遭遇腐刑，忍辱偷生，发愤著书，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莫言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结，就是如何面对现实中的妥协与文学中的不妥协的悖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作家们要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更何况，莫言还曾经身在军旅，经受过更为严格的规训和更为缜密的束缚。这是毋庸讳言的。从积极自由的角度，莫言几次讲到过一个故事，“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竭力维护个人的自主性选择。这句名言，是在莫言获诺奖之后而普遍流传。其实，早在2010年，莫言就以此为题，发表过同样的一段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因为渗透了作家对于“告密”的自我忏悔，而具有了深刻反省和自我救赎的意义。[3]在消极自由的层面上，早在1980年代后期，莫言就讲到司马迁的无奈妥协背后的坚韧和开悟：“司马迁《史记》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彻底粉碎了‘成则王侯败则贼’这一思维的模式和铁打的定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首先是一种卓然不群的眼光，当然还需要不怕砍头的勇气。这目光和勇气的由来，实得力于他身受的腐刑。在他那个时代，腐刑和砍头是同一等级的。许多不愿受辱的人是宁愿断头也不愿去势的。司马迁因为胸中有了一部《史记》所以他忍辱受刑；也因为他忍辱受了腐刑才使《史记》有了今天这样的面貌。汉武帝一声令下，切掉了司马迁的私心杂念，切出了他为真正的英雄立传的勇气。大凡人处在得意之时，往往从正面、用官家认可的观点去看世界，而身处逆境时，才能、才愿意换一个角度、甚至从反面来看世界。这有物质上的原因，也有精神上的原因，二者同等重要。无论从文学的观点看《史记》，还是用史学的观点看《史记》，都可以看到这种视角变换的重大意义。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结果，便是打破了偏激与执迷，比较更容易看透人生的本质。”[4](p.195)在意气风发的当年，莫言的《欢乐》和《红蝗》，曾经引起若干批评，但是，比起《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得到的巨大声誉，就显得不足为奇，亦不足挂齿。因此，莫言对司马迁忍辱偷生，摒弃官方立场，在写作上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赞叹，还未必有切肤之痛。那么，在经历过险遭灭顶之灾的对《丰乳肥臀》的围剿之后，在因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遭遇若干超出文学范畴的政治批判之后的今天，莫言从图灵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司马迁，个中的感慨可谓深矣。这恐怕不是犬儒主义和“越活越胆小”的简单化理解所能描述的，而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智慧和洞达。在不同的场合，莫言也讲述过对贝多芬和歌德面对普鲁士亲王是否应该弯腰鞠躬的故事的新的理解，讲到彻底性与不彻底性的纠结。甚至，在他的获诺奖演说《讲故事的人》中，他还特意讲到了一件往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对此深感内疚。”这样的故事，没有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那样对比鲜明，却也有深意藏焉。如果为了避免引起争议，莫言完全可以不去提及它，但是莫言还是以其坦诚和自我忏悔的姿态，讲了出来。我想，这样的故事见仁见智，它所蕴含的世事沧桑之感，却是唯有过来人才能体味吧。 二、叛逆性、“好奇”和“童心盎然” 莫言不仅从司马迁那里学做人，更是从《史记》中体悟文学创作的路径。他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读书时，写了一组名为《楚霸王与战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课程作业，就是谈论他读《史记》的体会。文字不算很长，却是异彩纷呈，令人沉吟再三。 莫言对《史记》的称赞，一是赞扬司马迁的过人胆识，富有叛逆精神，因为遭受惊人的酷刑，而断绝尘俗之想，独抒己见，敢于越出“成王败寇”的正史写作模式，敢于歌颂项羽这样的“失败的英雄”；二是阐明司马迁的“好奇”，称“好奇”是司马迁浪漫精神的核心。从司马迁研究和《史记》研究的角度讲，这两者都不是莫言自己的发明。鲁迅就曾经指出，司马迁的《史记》，违背了孔子修《春秋》的儒家正统史观，自立新天，“恨为弄臣，寄心槠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5](p.581)。司马迁的“好奇”，古人亦早有论评。最早提出司马迁“好奇”的是汉代的杨雄。宋代的苏辙也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6](pp.615～616)不过，莫言的言说，仍然值得重视。 莫言凭其极为敏锐的悟性，将这两个特征，推向了极致，也表现出莫言强烈的主观情绪化的色彩。他极力称道司马迁的叛逆性，将其描述为“逢刘必反”、“背刘必赞”的绝然歌者： 看看司马迁的《史记》就知道他是一个对刘姓王朝充满怨恨的人。凡是遭到刘家迫害、或被刘家冤杀的人，他都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描述到他们的功绩时总是绘声绘色地赞美，极尽夸张之能事。譬如对大将军韩信，对飞将军李广，对楚霸王项羽。他把项羽列入“本纪”，让他享受与帝王同级待遇。他写韩信和李广的列传时不直呼其名，而称“淮阴侯”、称“李将军”，只一标题间，便见出无限的爱慕和敬仰。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挨了那不该挨的裆下一刀，忍受着如此的奇耻大辱写汉家的历史，怎么能客观得了。[7](p.202) 至于“好奇”，莫言斩钉截铁地说：司马迁“笔下那些成功的人物都有出奇之处，都有行为奇怪、超出常人之处。而所有的奇人奇才，都是独步的雄鸡、行空的天马。项羽奇在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兵也不成不学而有术，奇在他是一个天生的战斗之神。韩信奇在以雄伟之躯甘受胯下之辱，拜将后屡出奇计，最后被糊糊涂涂地处死，奇在设计杀他之人竟是当初力荐他之人，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广奇在膂力过人，箭发石穿，身著奇功，蒙受奇冤，等等，不一而举。所以说一部《史记》，正是太史公抱满腹奇学，负一世奇气，郁一腔奇冤，写一世奇人之一生奇事，发为万古千秋之奇文”[7](p.203)。 在此，我想到了茅盾先生的一句话，作家可以偏激，但评论家不可以偏激。前者的偏激可能使其个性更为鲜明，后者的偏激则会使其判断出现偏差。莫言的评述，在历史学家看来，会有偏颇和绝对化之嫌，但是，莫言的读书心得，不是为了继续做研究，而是和他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司马迁的一次灵魂的撞击，迸发出的，是他的创作灵感和精神取向。莫言强调司马迁的叛逆性，何尝不是在夫子自道，表露出他的文学创作的“大逆不道”的反叛，对思想束缚和文学成规的叛逆？莫言讲司马迁的“好奇”，并且说“好奇”是人的天性，莫言自己的小说，满纸云烟，何尝不是“好奇”、“惊奇”、“炫奇”之作？如莫言所言：“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读自己。读者阅读时，可以从一本书里读出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因为他从这部分里读到了自己。”[8] 莫言的作品，从《红高粱》到《檀香刑》，描写了大量的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敢于轰轰烈烈地造反也敢于蔑视礼教法规自主爱情，不仅是对革命正史和“红色经典”的一种反叛，也和所谓的民间传统有巨大的差别，有相当的背弃和背离。莫言的创作资源，大半是来自胶州半岛上积淀丰厚的民间传奇和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但是，他将其变形化、个人化了，和简单地做一个民间故事的传承者和讲述者拉开了距离。这一点，和司马迁亦有许多暗合。司马迁写《史记》，遍访名山大川，奇士高人，搜集了大量的口头传说，司马迁的天才在于，他没有编出一部民间故事集，而是构建起个人化的历史体系和独特的历史价值观。用莫言的话来说：“太史公此文，首先是杰出的文学，然后才是历史。是充满客观精神的文学，是洋溢着主观色彩的历史。”[4](p.197)这里的主观化，就是司马迁所具有的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的展现吧。 莫言和民间传统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他当然是从乡土大地走出来的，同时，他有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和思辨性特征，不宜于简单化地以“民间”笼统言之。《红高粱》中，莫言就记述了关于墨水河大桥伏击战的民间化的一种说法：“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9](p.10)这才是真正的民间化吧。莫言自己对墨水河大桥伏击战的过程的叙述，和民间叙事一样，同样富有传奇性，但是，却远没有这段快板书般轻松诙谐。花容月貌的戴凤莲，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中倒在了红高粱地里；由于缺少战争经验，和必要的耐心，精心策划的伏击战，变成了仓促遭遇的一场混战；除了余占鳌大难不死，参加战斗的农民们全部阵亡，惨烈至极。在《楚霸王与战争》一文中，莫言讲到，家乡人讲述项羽的神奇勇武，以讹传讹，把项羽的“力能扛鼎”误传为“力能过顶”，即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进而，莫言写道：“项羽在民间，之所以不是乱臣贼子面目，而是盖世英雄形象，实得力于文坛英雄司马迁的旷世杰作《史记项羽本纪》。”[4](p.196)这恐怕也是莫言对司马迁的最高评价，对民间的适当保留态度吧。 莫言对司马迁的解读，最为重要的，是他从中读出了项羽性格和司马迁性格中的一片“童心盎然”。这是莫言的独特发现，也是其自身童心盎然的心灵感应。“读了项羽的本纪，我感到这家伙从没用心打过仗。他打仗如同做游戏。这是一个童心活泼、童趣盎然的英雄。他破釜沉舟，烧房子，坑降卒，表现出典型的儿童破坏欲。每逢交战，他必身先士卒，不像个大元帅，就是个急先锋……他分封诸王、自封西楚霸王时其实也就是皇帝了，但他做得一塌糊涂。听听他为自己起的封号吧，西楚霸王，孩子气十足，像一个用拳头打出了威风的好斗少年的心态”[4](pp.196～197)。司马迁呢，在莫言眼中，也是个童心盎然的“老顽童”，所以才能够无条件地赏识项羽的性格。不止于此，司马迁的“好奇”，也因为“童心”而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化：“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好奇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天性在童年时最能自然流露，所以儿童最好奇。司马迁老而好奇，他是童心活泼的大作家。司马迁的童心表现在文章里，项羽的童心表现在战斗中。”[7](p.203)时隔多年之后，在谈论《霸王别姬》的创作时，莫言再次讲到了项羽和司马迁的童心未泯：“我认为项羽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英雄，他在身体上毫无疑问的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钢铁般汉子，而在感情方面脆弱得就像一个5岁的孩童。”[10]而且，莫言还再次确认说，文学里有了童真、童心、童趣，才会好看。 对于项羽和司马迁，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和文学意义，20年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短暂瞬间。对于莫言而言，这20年，却是他人生和创作历程中最可宝贵的时光。从《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红高粱》到《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从个人的童年经验和少年梦幻的倾诉，蜕变为乡土大地上的讲故事的人，足迹遍布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文学成就得到中外文坛的高度评价，他对“童心”的推重却一如既往，痴心不改。他的创作，也一直信守“童心”，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孩子的形象，用孩子的感觉捕捉世间万象，用孩子的眼光窥探成人世界，用童稚的好奇质询世道人心，用单纯的猜测“曲解”扑朔迷离的人生之谜。莫言如是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11]这样做，不仅是营造出艺术上的陌生化效果，也不仅是从最弱小最无助的儿童身上受到的种种伤害中，揭示世道险恶，人心叵测，他还着意于通过这些最弱小却又最执着最顽强的孩子对灾难和痛苦的“钝感力”和“变形记”中，展现出孩子一派天然而生却又不可撼动的叛逆性和生命力。 就文学创作与“童心”的关系而言，明人李贽的《童心说》中有非常精辟的论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2](pp.273～274)刘再复先生则有《童心百论》，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和自身对生命的体验，阐述和咏赞童心。童心，至真至诚，浑然天成。莫言所言的“童心”，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由此生发出几个特征：其一，超越现实功利，注重过程的痛快淋漓的体验，不计结果的成败利钝；“他斗勇斗力不斗智，让他搞点阴谋什么的他就头痛、心烦。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还对着美人和骏马唱歌。惨败到只剩下二十八骑还跟部下打赌，证明自己的神力。最后他孤身一人到了乌江边上，把名马送给好汉，将头颅赠给旧友。他不过江东，并不是不敢去见江东父老，这家伙是打够了、打烦了，他不愿打了。不愿打了，就用刀抹了脖子，够干脆，够利索……从政治的角度看，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从人生的角度看，这哥儿俩都是成功者。他们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且都做得很好。刘邦成功在结果，项羽成功在过程”[4](pp.196-197)。其二，因为没有常人的算计，所以无拘无束，尽情尽兴，不受任何成规的拘囿；“一般的人，通体都被链条捆绑，所以敢于蔑视成法就是通往英雄之路的第一步。项羽性格中最宝贵的大概就是童心始终盎然。这一点与司马迁应有共通之处”[4](pp.197～198)。其三，自由想象，天马行空，具有超常的想象能力，能够穿越现实世界与想象空间的界限；“只有好奇，才能有奇思妙想。只有奇思妙想，才会有异想天开。只有异想天开才会有艺术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创新也就是社会的进步”[4](p.203)。“想象力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最根本的东西。想象力是你在所掌握的已有的事物、已有的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编造出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事实上想象力是一种创新。当然想象力要借助于特殊语言——一种介乎于语言和图像之间的东西——任何想象都是用这种特殊的语言作为工具。一个作家想象能力的大小与一个作家这种特殊的语言能力的强弱有关系，一个没有这种强大的特殊语言能力的作家不可能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至今，我认为想象力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最宝贵的素质”[10]。这三点，互相关联，互相发明。孩子因为无法对人间的利益和利害关系进行深度理解，他的行为，许多时候是沉浸在过程体验中，追求快乐。而不受成规的拘囿，不光是说，孩子还没有被纳入成人世界的模式之中，不理会有限的功利性追求，而获得感觉、思想和行为的自由，还包括说，在艺术创作中，同样可以尽情挥洒，不受既成的创作模式的限制，自创新格。还有，孩子的感觉和想象力发达而弱于理性思维和抽象思考，他的独特认知方式——介乎于语言和图像之间的想象，也更贴近美学的范畴。对于这三点在莫言小说中的运用，此处无法展开，但这必定是莫言成功的奥妙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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