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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曹浩，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余一鸣是一位非常机敏且又不乏情怀的作家。他喜欢从那些庸常世俗的生活入手，将一些红男绿女置于各种尴尬或错位的人生境域之中，由此凸现种种复杂而吊诡的人性面貌。但人性又并非他的叙事目标，而只是他的叙事“桥段”；他试图通过那些诡异的人性，揭示这个欲望时代的伦理乱象，极力彰显人们应有的道德意识。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这一情形尤为突出。从《最后的刀锋》、《我不吃活物的脸》、《城里的田鸡》、《把你扁成一张画》，到《剪不断，理还乱》、《鸟人》、《变姓记》、《夏瓜瓤红，秋瓜瓤白》等，在这些短篇中，余一鸣笔下的人物总是奔波在各种欲望的红尘中，或遭受命运的戏弄，或饱受情感的折磨，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在道德意识的拷问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道德意识似乎是一个容易让人困惑的命题，因为文学创作常常离不开“冒犯”，即对一切现实秩序和伦理观念的拒绝或解构。但是，对于余一鸣来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其实是无处不在“冒犯”，因此，真正的“冒犯”或许不再是无情的解构，而是必须回到重构的轨道上来，为这个失序的生存提供一条出路，为各种迷失的灵魂点亮一盏心灯。对各种习以为常的“冒犯”说“不”，其实也是一种“冒犯”。只不过，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冒犯”。当余一鸣将这种“冒犯”确立在道德意识之中，一方面是为了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乱象，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情怀。 余一鸣的道德意识，在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刚刚从泥土里拔出脚来的年轻人，一旦踏足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城市，在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内心深处最易感受到困顿，迷茫，乃至最终陷入道德的沦丧。《鸟人》中的胡森林就是如此。挥别农村，他来到城市做了一名“见不得阳光”的调查员——以调查男女不正当关系为业。此时，毫无疑问，他的灵魂业已蒙上了一层灰尘。而在调查的过程中，胡森林却意外发现被调查对象竟是自己的好友王国庆，同甘共苦的回忆涌上心头，于是他决意放弃这单业务，而此时，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王国庆这枚同样在物质利益驱使下的棋子，竟是被花钱雇来搞男女关系的。笼罩在如此混乱的物质利益网络下，胡森林震怒了，“我操你娘的，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呵?猪狗不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难道不是余一鸣在震怒么?一种在道德层面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震怒?面对这种伦理的困境，胡森林所能做的，只有攀上大树冒充“鸟人”，为那位即将失去父亲和完整家庭的小孩摘下那只气球。对于胡森林来说，走在现实的大地上，迎面扑来的，都是一些肮脏不堪的灵魂，包括自己的好友王国庆，或许只有在树梢上，像鸟一样，他才能看到内心的一份期待。 在物欲对灵魂的长期腐蚀下，在两者无声而持久的角力中，震怒过后，心存良善的小人物们必将呐喊。在《把你扁成一张画》中，由于经济拮据，林浩然和二狗不得不为一家艺术拍卖公司做卧底，潜伏在客人之中，伺机举牌，抬高竞价。余一鸣一开始就在他们身上撒下了人性污点，为小说的最终走向做好了张力铺垫。当林浩然发现女人所买书法为赝品时，及时举牌阻止了她。秉着“做人要讲良心，做了有钱人更应该讲良心”的念头，他跑去和老板据理力争，“我可以不拿这工钱，可我要去报社电视台揭发你公司昨晚那些伎俩”。耐人寻味的是，等不及去揭发，他就失去了自由——是的，令人诧异的一幕发生了，他竟无意跌入了一张画里，大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这一超现实的结局，无疑寓意了小人物们在面对物质世界林林总总的道德沦丧时，心底无声而坚决的呐喊，持续乃至永恒的呐喊。与此同时，小说所展现的创作主体浓郁的道德意识，对人性善的呼唤，读来悲怆而有力。 强大的物欲现实所肢解的，不仅仅是正常的人性面貌，还有人们赖以维持生存尊严的情感伦理。《最后的刀锋》就演绎了这样一幕情感与伦理冲突后的生命悲歌。驼背老五在湖滩上被船佬所挟持，不得已将和尚推进了凹坑，而他恰恰又同和尚的妻子相好。和尚被活埋后，他带着所得的二十四块银元返回家中，心灵上便经受了严厉的拷问，“不知道要不要去找和尚嫂，银洋揣在袋里像揣着一块烙铁”。他终究鼓足勇气去了，依然不肯与她光明正大过日子，及至杀掉船老大，才“把自己的铺盖搬到了茅儿墩，做了和尚嫂的第二个男人”。是的，作为读者，我们以为此后他们便可岁月静好地过下去，但余一鸣打破了我们的想象。老五婚后的生活依然不太平，先前所犯下的罪恶依然啃噬着他的心，他“讨厌和尚所有穿过的衣服”，每到和尚的祭日总会到湖滩上烧纸，并“跪上很久很久”。这种罪恶感一直持续，直到日本佬用刺刀把他们赶到稻场上，老五用剃头刀割开了翻译官的喉结，同时自己也被“各种枪打出了十几个窟窿，倒卧在小杨树下圆圆的树荫里”，才以死亡的形式获得了解脱。如此残酷的结局，可谓充分体现了作家深切的道德敏感和道德忧虑，象征意味颇为浓郁。 坦白讲，《最后的刀锋》毕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寓言意味，而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或者确切地说小人物们，在素日柴米油盐的生活里，在自己身处情感与伦理的道德困境、挣不脱甩不掉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悲歌吧——“悲而不能歌”的生命悲歌。当今文坛有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那就是，多数作家在创作关乎当下生活的作品时，总显得捉襟见肘，而令人惊喜的是，余一鸣却完成得相当出色。《剪不断，理还乱》就是典型的一例。小小借私家侦探之手获取了丈夫的“艳照门”照片，讽刺的是，身旁安慰她的姐姐大大，同时也接到了自己丈夫出轨的讯息——和其他女人生下的儿子即将满月。不知不觉，她们已经陷入了作家所设置的无形的道德困境中。姐妹俩试图挣脱，乃至反抗，小小说，“姐，我要撕了那婊子的皮，拔了那婊子的毛。”而大大也一样，“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婊子，让她好看。”一向沉稳的大大甚至还开始了报复，大肆购物，剪碎包包，50元钱卖了一次身。可结果又能怎样呢?她们似乎也只能选择退缩。小小说，“姐，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比青春我比不过人家，比文化那婊子还是大学生，只有认命。”而结尾处，“大大手中的剪刀坠入袋底，没有人能听见硬器被柔软包裹的叹息”，可不正是作家余一鸣的叹息?无奈的叹息。在处理现实生活的题材中，无形地植入道德上的无奈，由此看来，余一鸣的创作水准，实在不容小觑。 展示现实的乱象，是为了追问人性的本质；追问人性的本质，又是为了寻找救赎的灯盏。就余一鸣的短篇而言，道德意识之所以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审美目标，关键在于，太多的人性溃败都是源于人们对道德的轻松践踏。在《拓》中，利欲熏心的徐大春在无计可施之际，开始在一块无名墓碑上大肆做文章。他先是花钱召开专家论证会，以时迁墓的名义向上级汇报，并最终轰轰烈烈开启了时迁景点工程，建成了时迁墓和义节神纪念馆，还有所谓的大宋一条街。更为讽刺的是，结果他还真的靠这场忽悠发了财，“时迁景点很快热了起来，大车小车停满了村头，村上不得不专门开辟了一个停车场”。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益网中，一时间，各色人等奔走呼号，蝇营狗苟，几乎乱成了一锅粥。从私下收取钱财的专家，到言之凿凿“这碑是在我家地里挖的”的三爷爷，甚至最后徐安全自己都要来分一杯羹。为将此般反讽意味推向极致，余一鸣再次设置了奇诡的一幕，最后，墓碑主人的灵魂附在了拓片上，并唱响了自己的心声，“我不是时迁，我不会梁上功，我只要回到葬我的土地里”。让死者不得安宁，让谎言成为谋财的道具，让欲望支撑起“义节神纪念馆”，而且，这种无视基本道德的伦理乱象，居然还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美国学者爱因·兰德曾经指出，在现代文明中，道德堕落的最明显的症状是人们对道德问题持一种“只有灰色”的态度，而且“‘灰色’是‘黑’的前奏。”①如果我们将余一鸣笔下的那些物欲之徒聚拢起来，就会发现，他们尽管面目各异，身份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自觉地回避各种正常伦理，对道德持以“灰色”的态度。如《我不吃活物的脸》中“鬓狗一般专门嗅死尸啃死尸的经纪人”陈律师；《把你扁成一张画》里，靠所谓的艺术拍卖公司诈取他人钱财的老板，其人生信条就是“做人不懂规则很悲哀的”；《剪不断，理还乱》中大大和小小那富裕起来后相继出轨的丈夫；《鸟人》里专门雇人跟自己妻子搞外遇以此来离婚的男人……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在现实中呼风唤雨，光鲜亮丽，皆因太多的人默认了现实的乱象，并为欲望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价值标尺。 余一鸣对此显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此，在演绎各种人性溃败的场景时，他总是不断地将主要人物置入各种关系网中，多方位地展示各种缭乱的生存秩序。在《把你扁成一张画》里，以老板为首的那家艺术拍卖公司，为了捞取钱财，真可谓殚精竭虑地策划着一出出天衣无缝的伎俩，不仅仅有“培训”，还有“革命分工”。“你的任务是‘D’号作品，凡是牌价没达到下面这个价位时，你都要举牌保证不被别人拍走，因为低于这价格公司就亏本了……拍价超过这个价格，你就歇手。”“……打五角星的作品……并不是真卖……不论客人举牌价多高，你都得举牌超过他。”“打三角符号的作品，作者是名气不大的人……实际上没客人肯举牌，你得举牌……这是帮他炒作打造呢。”天罗地网的精彩设计，像助理说的那样，就是为了“把他吸引进场，才有商机，才有宰他的机会。”而《鸟人》中，那位自始至终未曾露面的尤总，那个仅以五个字“高个子，光头”来概括的“无脸人”，其道德溃败的身影却几乎覆盖了全篇，其肆意享乐的价值观如影随形，余一鸣正是以这个人物为中心来拓展小说的。“光头尤总雇王国庆做胡一萍的驾驶员是一个阴谋，尤总交给王国庆真正的任务是勾引尤总自己的老婆，尤总有了新欢，但又担心胡一萍不肯离婚，让王国庆搭上胡一萍，抓住证据，胡一萍成了过错一方，婚就能顺利离成。尤总开给王国庆的报酬是月薪三千，事成之后奖励十万。”怎一出精明的好戏了得?生意场上，那些摸爬滚打多年一夕翻身的男人，甩掉糟糠之妻搭上年轻小蜜，似乎已经成了时下的流行趋势。余一鸣笔下的尤总，不可谓不典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