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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这种吊诡关系中，余一鸣还展示了人性中诸多复杂的困境。《剪不断，理还乱》中，面对丈夫的公然出轨，大大何以剪不断，又何以理还乱呢?从开头部分“艳照门”中小小的丈夫那“青筋毕露高昂的男器”，到结尾处“婴儿的裆间物嫩芽似的几分茁壮”，无疑都隐喻了强势的男权，而作为一个女人的大大，在心理上她首先就将自己摆在了一个附属的位置，她找不到勇气来剪，包括婴儿“那黑亮的眼球蓝天白云般清纯，乌黑的发丛间散发出青草味道的奶香”所勾起的关乎她与丈夫早年温存的回忆，都莫不彰显着在感情上她对男权的依恋，又如何理得清?余一鸣仿若拿着一台显微镜，在沉默的人群中调查探究，最终所搜寻到的，都是无可言喻的人性困境。 道德的“灰色崇拜”已遍布我们的现实，如何寻找灵魂的出路便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人生命题。在余一鸣的短篇小说中，作者就充分展示了必要的道德关怀与完整生命的诗性重建之意愿。在《我不吃活物的脸》中，我们看到，丁良才最终将陈律师塞给他的“信封”递给处于丧子之痛的老汉，并在归家后的晚餐上，当妻子夹上他爱吃的鸭头时，他夹了回去，“下次别再买了，我以后不吃活物的脸。”从此前仅仅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来处理一次伤亡事故，到而今对死者家属的切身关怀，整篇小说读下来，一步步，诗性重建的痕迹颇为清晰。尤其最末那句“我以后不吃活物的脸”，深远的寓意之外，浓浓的道德关怀氤氲在字里行间。 而《城里的田鸡》在传达这一意蕴时，则自始至终都透露着散文诗般淡淡的美。同样探讨道德重建，余一鸣在这篇小说的处理上却别具声色，在轻与重的考量上亦拿捏得相当到位，在人物关系的逐层推进上，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瘸老张原本并不瘸，是年轻那会儿被王来电的曾爷爷砸瘸的，而当瘸老张发家致富了以后，顺理成章地偏袒张姓人。而作为王姓人的代表之一，王来电的爹王爱军，却试图靠诈伤骗取瘸老张的钱财。如此一来，种种不公平不道德行为都施加在瘸老张身上，这就为之后的诗性重建埋下了伏笔。是的，瘸老张原宥了这一切，并取出十万现金“随手一扔”给了王爱军，就像他跟王来电说的那样，“你崽伢子现在不懂，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止要吃得好穿得好，还要有人和他说话。这田鸡也一样，你得再给它找个伴，最好把它认识的田鸡都带回去，它听到熟悉的声音心里才踏实，才会唱歌给你听。”不得不提的是它绝妙的结尾，“王来电突然转过身，腿一撩，胳膊一瘸，迎面学老头走了两步，说，瘸老张，傻瓜瘸老张……老头作势捡了块土砸过去，王来电受惊的马驹一样逃开去，老头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两家可谓一笑泯恩仇，此般尽享天伦的景象，道德重建的光芒，霎时美得如同一场幻梦。 作为人类精神的劳作者，作家必须有能力恢复人类向善的意愿，必须展示人类拥有的悲悯情怀，这虽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人的道德和他的智慧是相对应的。实际上，道德是人心灵中最高尚的力量，是灵魂之灵魂，而且必须扎根于所有他要描写的伟大事物的根部。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总是能看到最高贵的同情，没有门户之见，没有残忍，没有狭隘，没有愚蠢的以自我为中心。”②就作家的主体精神来说，缺乏这种高尚的道德力量，不仅仅会导致叙事沉迷于人性的灰色地带而无法写出一些震撼人心的杰作，甚至会直接影响作家自身的创造力，导致叙事能力的衰退，而余一鸣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从叙事上来看，余一鸣的短篇带有强烈的话本小说特色。话本小说原本是宋代以来的小说叙事形态，它“以市民阶层为主要的拟想读者，话本小说选择杂货铺主、碾玉工人、酒店掌柜、无业游民等为表现对象。比起唐人之注重上流社会，宋人明显倾向于寻常百姓。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作为叙事的中心，而且叙述中充满理解与同情。”③余一鸣的短篇小说中，似乎都有一位隐形的说书人，那些小人物的离合悲欢，就在他抑扬顿挫的“咬文嚼字”中缓缓道来。那一抹街谈巷议的现场感，读来分外真切。譬如《我不吃活物的脸》的开头部分：“丁良才走进第三家木工板店，直截说，你别跟我玩虚招，报个一口价，老板一沉吟，报出的价格依然让他在心里跳起双脚都够不上。丁良才无奈地叹口气，报出一个价，老板谦卑而委屈地笑着，再报出一个价，几个回合下来，越来越接近理想的价位了，丁良才却失了兴致，不想和老板玩了。又不是赵本山和范伟在电视里抬价逗乐子，那两位逗的是银子，这建材店老板愚蠢到以为人人都能逗银子，让丁良才觉得这游戏没意义。”这种叙事语调，颇有一种幼时听评书的况味，凡俗而传奇，凡俗到隔壁的张三李四，而张三李四又各有各的传奇，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的，这一抛却了枝蔓，单单以故事情节来推进的模式，近乎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鲜活自然，令人顿感身临其境。 与话本小说相呼应，余一鸣的短篇小说故事性极强，话本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出人意表的结局，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城里的田鸡》，小说大半个篇幅都在讲述瘸老张受到的不道德甚至残忍的待遇，而当仇家王爱军跪在他面前的那刻，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将断他一条胳膊或者腿时，他却选择了宽谅，宽谅这世代累积的恩怨，并给予对方十万块以救穷；比如《把你扁成一张画》里的林浩然，在和老板据理力争的当口，竟徒然跌进了一张画里，成了不能动的“画中人”，只能无声地对着画外的世界呐喊，永恒地呐喊；再比如，在《鸟人》中，胡森林本就是位“见不得阳光”的调查员，而当他发觉自己无意参与进了“更不阳光”的事情时，却并未视若无睹，而是选择了退出，选择了抗拒，当他抱着救赎的心情为孩子豆豆摘气球时，更加诡谲的一幕发生了，他被生生挂在了树上，整整一个晚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余一鸣的短篇小说中，人物冲突的起承转合异常鲜明，出人意料的同时往往又有着极强的说服力，无疑增强了作品本身的可读性。 与此同时，余一鸣的短篇使用的是近乎“反文学性”的朴拙语言，仿若就那么囫囵个儿被作者从大地中拎出来一般，尚且散发着新鲜泥土的气息。例如《校园病人》就是这么开篇的：“从乡中学调入县中时，正是暑假，偌大的校园里见不到人影，蝉声连绵，操场上的杂草已经高得能遮人的视线，我拎着简单的行李，问传达室的大婶，值班的领导在哪里，大婶看一眼我，说跟我来。”又如《选择题》，在这方面简直更甚一步：“国庆长假回老家，头几天忙着吃喝会友，脑子里烦不了事，闲下来总觉得漏了什么，又想不出漏了什么。直到陈新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回来，这才想起来儿子他妈交给的任务，儿子读高中是放城里好，还是放老家县中好?”日记般的记述里，朴拙而不简单，恰恰彰显了一个作家对现实的高度介入，生活气息颇为浓郁。 朴拙的另一个表现是，余一鸣还大量运用了俗俚语，这些土生土长极富地方特色的语言，无疑拉近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人由不得生出一丝暖意。这暖意是会心的暖意，是两个人咬耳朵，不足为外人道的暖意，鲜活又自然，幽默而风趣。在余一鸣短篇小说的疆域中，它极其广泛地弥散在各个角落，简直俯首即是。我们不妨来看以下几例。在《夏瓜瓤红，秋瓜瓤白》中，作者是这么讲述和尚娶亲之夜的：“和尚将门闩上，小女人就吓得哭了，一直哭，哭得和尚的大手大脚无处放，哭得墙根下听房的人们失去了兴致。和尚浑身上下就只有舌头软，可怜他舌头软也不会说一句暖人的话。小女人哭累了，和尚才抖抖索索地将女人抱了，像抱着一磕就碎的瓷瓶子，但放到床上，和尚就不自觉抱紧了。小女人凄惨地叫了一声，和尚讪讪松了手，明白蛮力用错了地方。好在夜天长，黑暗中摸着石头也能过河，和尚的手脚轻重有了分寸，终于软硬都吃在一处，咬合了，窗外突然响起了两声炮仗，震得芦苇顶落下许多灰尘。狗日的们还在哩。和尚骂了一声窗外的捣蛋鬼。后果跟被捣了蛋一样惨，和尚一下子软了。”就连和尚那赤裸的身体，都在讲冷笑话：“胸口上长着密密的一丛黑毛，一路黑下去，到肚脐眼那里喘口气，又一股劲儿纵深下去。”又如《最后的刀锋》，开篇不过寥寥数语，却妙趣横生，迅速将读者拽进故事中：“驼背老五拎着剃头篮子走在乡间小道上，不熟悉的人远远看去，会以为是走娘家的媳妇。驼背老五是剃头匠。生下来的时候爹站在外面骂娘，说破窑只能出次品，娘说再丑总比你强，拎个剃头篮子吃百家，用不着田角落里刨食。驼背老五长大就成了剃头匠，乡里不成文的规矩，手艺饭都留给带缺陷的人吃，驼子学剃头，瘸腿做篾匠，老天不绝人呢。”再如《选择题》中陈新民的那句顺口溜：“素质教育是西装领带，人前必须整齐穿戴；应试教育是贴身内裤，白天黑夜都挨身贴肉。”讥嘲之余，简直令人忍俊不禁。还有《我不吃活物的脸》中，那位“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陈律师，“民工被窝里掐死只虱子他都能闻出血腥味。” 正是借助这些独特的叙事策略，余一鸣的短篇小说强化了故事对现实的介入性，使得道德意识植根于当下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植根于一个个平凡人物的精神深处，而不再是作家主体的理念和标签。或者说，这种原生态的文字风貌，将原本浓郁的道德意识稀释了，仿若闲来沏一杯清茶，每一粒水分子中都充盈着淡淡的茶香，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正所谓相得益彰。于无声息处，余一鸣为他笔下那些几近枯竭的人们渐次点亮盏盏心灯，灯油注满的一瞬，如入澄明之境。 注释： ①[美]爱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第76页，秦裕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②[英]托马斯·卡莱尔：《卡莱尔文学史演讲集》，第153页，姜智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陈平原：《说书人与叙事者——话本小说研究》，《上海文学》1996年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