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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文人，王淑明等自然接受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的“区分的辩证法”。正如英国媒体学家詹姆斯卡伦所言：“媒体是操纵社会秩序和群体共识的主要手段”，[11]“文学评论”同样把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描写视作新的文化认同生产的重要部分。在此意义上，王淑明要求作家告别“新文学”的“传统的表现手法”，认为那样会“将翻身后的农民，写成愁眉苦脸的样子”，且会使“人民军队中的指战员，不是被表现得软弱无力，就是流于概念化”，“至于工人以主人公的身份来参加生产建设的事业，这样的被写进作品中的事，更可以说是少有”。[10]这无疑是当时文艺界的共识：显然，“愁眉苦脸”的农民难以承担新的国家“主人公”角色，而“新的人民的文艺”又必须将农、工、兵在叙述中“锻造”为新的同质主体，以求造就新的人生认同。对此，王淑明明确指出，“人民今天在历史上所表现的伟大业绩，千百倍的超于资产阶级，我们的文学家，就应该以充分的篇幅，描写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创造人民的各种英雄形象。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人民自己也将更加呈现出各种新的优良品质来。而我们的作家，也就要更能采用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将这新的优良品质，全面地、深刻地表现出来。”[10]但这里也存在暧昧区域：如果将“人民”中的工农兵再现为“英雄”是“历史的要求”，那么同属“人民”的知识分子又该享有怎样的叙事“待遇”呢？这问题无疑突出而又敏感。对此，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讲得颇为含混，嗣后上海文艺界也议论纷纭，“文学评论”双周刊则意见明确： 如果一部作品中有小资产阶级作次要角色，自然没有问题，如果整个文艺界来说，有“几部”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创作，自然也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够写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本质的形象和最本质的意义。……今天中国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最本质的是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和工农兵结合的过程。我们正希望有这样的创作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好作品。[12] “自然没有问题”的说法其实与延安文人有异，但本质化(历史化)的再现方法，则是“左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它还进一步地具体于“反面人物”之上。竹可羽指出：“现在也有人问，是否需要写暴露反动分子的作品，肯定地说，需要，因为我们也没有一部比较好的这样的作品，但是暴露他们的什么呢？仅仅一般地说暴露他们的野蛮和残酷，这是不够的。应该暴露他们如何在伟大的人民革命力量高涨前面的垂死的挣扎，暴露他们死亡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暴露出他们反动的时代本质的意义来”。[12] “文学评论”双周刊还就表现“真人真事”给出了建议性规范：“问题不在于应不应写‘真人真事’，问题在于‘真人真事’是否具有典型的意义，是否集中了或反映了现实的本质的东西”，[12]“《母亲》与《真正的人》所以有那样伟大的成就，其原因是在于高尔基和波列伏依能从个别的事物中发现其一般的意义，从新生的事物中找出其成长的要素与特征，将他集中地概括地表现出来；这样，就把那些不必要的、偶然的东西完全删除掉，而将其中的一般的具有代表性的特点保存下来。”[9]而哪些是“本质的”，哪些又是“不必要的”“偶然的”，同样由“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规定，即“不再仅是如实地反映事实，而是要能比现实站得更高，更远，更富于指导现实的意义”。[9] “文学评论”有关“新现实主义”的这些提倡与阐述，是建国初年解放区文人关于“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有效探索。整体看来，它与周扬等延安文人讲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非常接近，同样强调意识形态介入，同样注重以“历史”方法再现人物与故事，但“华东”色彩同样触目：王淑明、竹可羽等不以《讲话》为“经”，而是以与俄苏文论汇通的气魄，呈现出30年代的左翼风范；他们也很少谈及延安文人夙夜在心的思想改造、普及化等问题；更强调“人”的真实，譬如要求作家描写人物转变时“必须将其主人公的内心斗争的非常复杂曲折的过程”“精细而又深刻地表现出来”。[9]当然，更多的“华东”色彩，还在于“文学评论”双周刊在批评实践中展示的“人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标准。 佛克马、蚁布思认为：“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一种严格的经典成为必要”，[13]“文学评论”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媒体，也忠实地参与了新中国有关文学的知识生产与经典重建的“工程”。与《文艺报》等报刊一样，“文学评论”对解放区以外的文学传统也予以了界定和区分。它批评胡风《安魂曲》“始终站在革命主流的边缘，接触着而又游离着，始终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与革命先锋部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高高在上的‘批判’态度”，[14]明确拒斥启蒙。这种拒斥还延伸为艺术形式上的讨论与“斗争”。它批评林庚关于“抗美援朝”的诗作“十分晦涩难懂”，“把‘青年的生命’和‘白的枯骨’联系起来使人想起非常可怖的景象”，并指责其政策错误。[15]这类批评与同时期《文艺报》对卞之琳《天安门四重奏》的“晦涩”的批评如出一辙，都意在帮助读者“界定”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反常的”“不重要的”或“毫无价值的”。[16]这表明“新现实主义”革命美学对以象征、暗示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艺术体系的不承认。这类批评可说是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斗争”，但由于现实力量不对称，胡风、林庚所代表的文学在“斗争”中落败。他们虽未被完全否定，但其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资源的合法性意义难以确立。可以说，通过这类“讨论”，“文学评论”和其他主流刊物一样，迫使新文学“无法挽回地退缩为一种典型的化石作用”[17]而逐渐丧失现实影响力。 不过，这种有关“新文学”的否定的知识的生产，“文学评论”双周刊和延安文人掌握的文学报刊实无大异，但在相对应的另一面，即肯定的新“经典”的建构中，它的“华东系统”的差异性就非常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点。 第一，被它推上“经典”前台的，少有延安作品。甚至，延安文人遭到了比胡风、林庚等“新文学”作家更为频繁的批评。对赵树理、丁玲令人骇然的批评原因复杂，暂不作论，但对孙犁、谷峪等“老作家”和新人的批评，显然有对延安文学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正宗”甚至惟一“代表”身份的不满。譬如，孙犁小说《村歌》中的女主人公双眉生性活泼，能歌善舞，周围流言蜚语不断(颇似《铁木前传》之小满儿)，这种革命女性的复杂性被“文学评论”批评为故意丑化、没有有效挖掘出双眉身上无产阶级的本质特色。[18]那么，哪些小说被认为比较“优秀”呢？主要有：不久后延安批评家“围剿”的《我们夫妇之间》、写一位母亲为掩护同志而捂死自己孩子的《母亲与孩子》、写一位解放军连长为避免伤害无辜孩子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关连长》，尤其是描写军民爱情的《柳堡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的共性比较明显：一，它们不全由延安文人“包办”，而往往为“华东”出品。如最受推崇的《柳堡的故事》的作者石言，即是新四军一师宣传干部。二，这些作品都长于讲述人情与人性内部的深度冲突。《母亲与孩子》讲母爱与同志之爱的痛苦纠结，《关连长》讲人类之爱与革命利益的冲突，《柳堡的故事》叙述爱情与责任的两难。此类人性冲突，使“文学评论”与主流报刊的差异令人侧目，其背后的艺术标准显然不是来自《讲话》。 第二，它的甄别经典的标准在于“人性的现实主义”。所谓“人性的现实主义”取自藏原惟人的理论。藏原惟人(1902—1991)是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对“左联”时代鲁迅、冯雪峰、周扬、夏衍、华汉等皆有重要影响。王淑明在该刊第4期编发了藏原惟人的一篇文章，多少可见王的“左联”痕迹。但更重要的是，藏原惟人的某些观点与王淑明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设计有现实的呼应。藏原惟人关于“人性的现实主义”的阐述如下： 近代文学又是人性主义的文学。它们是想在英雄的身上看见人类的弱点，在恶人当中看见善良的人性的文学。它们不是把人分成好人、坏人，而是描写为有更复杂和更多面的性格和心理的文学。[19] 王淑明数年后专力阐述人情与人性问题，恐怕与他早年所受的藏原惟人的影响有关，但无疑，这种标准与《讲话》对抽象的“人类之爱”的否定大相违背。然而，“文学评论”双周刊有效地践行了“人性主义的文学”的标准。甚至，它所使用的“新现实主义”的概念也是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新版本”。 对于《关连长》《柳堡的故事》等小说，“文学评论”都曾以“人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予以讨论。《关连长》写解放军某部进攻上海，关连长带领战士接近目标时发现敌人的指挥所是一所孤儿院，如进行炮击，必然会伤及大量儿童。为避免伤害，关连长改炮击为白刃战。结果战斗异常惨烈，关连长本人也牺牲了。这篇小说发表后，被批评是违反政策、“歪曲”英雄形象，“文学评论”的意见却不甚相同。徐洲认为关连长“不仅是一个英雄而且是一个仁慈的父亲”，甚至是“崇高的人类的父亲的形象”。[20]“人类的父亲”云云，显系人道主义修辞，与阶级论颇有隔阂。这种“隔阂”到了《柳堡的故事》的讨论更见明显。1950年8月13日，该刊推出“《柳堡的故事》批评特辑”。这篇小说发表在另一“华东”刊物《文艺》月刊之上，描写解放军战士李进和房东女儿的恋爱。在讨论中，署名“成文英”的文章对该小说持明确否定态度，认为它“没有从部队的军民关系，军队纪律，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来看待李进与二妹子间的男女关系”，“对部队的教育意义，是起了相反的负作用”。[21]不过，这篇文章更像是王淑明、竹可羽的“双簧”。因为“成文英”实为王淑明化名，而该文机械的看法不符合王重视人情与人性的一贯观点，且下一期竹可羽对“成文英”毫不客气，大加批伐。王、竹二人关系密切，如此操作，大约是从《新青年》习来的“编辑艺术”。同辑刊发的另两篇评论，才是王淑明等想凸显的观点。其中，刘秉彦明确认为小说“并不因为李进和二妹子的恋爱而伤害了作品的主题”，个人利益虽然应服从集体利益，但人性在革命中也是合理的、可能的，“作者经过政治委员(当年的教导员)说得很明确：‘我们应该充分相信同志们的自觉，战场上愿意抱着炸弹炸地堡，有这样高的阶级觉悟，还怕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不谈恋爱？不能回家抱老婆？难道我们就不是人吗？’”[22]萧枫则肯定该小说“是最好的短篇之一”，并认为两位主人公的爱扎根“在阶级的爱的田野里”，并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那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场面： 当李进离别二妹子的时候，他回头凝望着岸上；二妹子的眼泪也流在脸上，两人心坎的深处，共鸣着深沉的爱。爱情相思也使他们苦恼过，但对于李进来说，他会而且是正确地处理了这些问题的。他愉快地又重新卷进了新的战斗。越过痛苦而攀上个人幸福与革命幸福结合的境地……四年后，他们又在柳堡重逢了。这是个革命的，充满着崇高的幸福的重遇。虽然这个会晤的时间是那样片刻，但这应该说是人类最美满而最有意义的重逢。[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