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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信仰及文学价值观发生了转变。早年王世贞以儒家思想为主，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云：“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举也。……夫君子得志则精涣而为功，不得志则精敛而为言。”[8]卷七一《王氏金虎集序》在王世贞内心深藏着儒家“三不朽”思想，认为曹丕所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业，信然哉！”说明其早年为文，充满着实现自我价值的期待。晚年王世贞以佛家思想为主，亦释亦道亦儒，主“三教合一”④。思想信仰的转变，使其文学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由昔日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转而“小之”，甚至“耻天下以文章为知己”。其长子王士骐云：“府君生平经国之略，踯躅世路，而耻不尽其才。……冢笔穴砚，仆仆以应四方，而耻天下以文章为知己。”(《先府君凤洲王公行状》)仕途失意，才华未施，王世贞晚年转信佛道，自称“佛道家奴”、“有发头陀”，“耻天下以文章为知己”，甚至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1]卷一九四《赵汝师》，在与友人信函中。王世贞多次称文章为“小技”、“雕虫之业”、“鸡肋”、“绮语障”，自称“虽薄有雕虫之声于海内，而中实渐厌之，以为小技不尊，虚饰弗庸，去立言之君子何啻径庭。”[1]卷二○一《甘佥宪》王世贞晚年对文章的作用也产生了怀疑，云：“读书五车，著述千卷，亦觉临岐，一字用不着”[1]卷二○七《答穆考功》，读书、撰文在人生关键处无大用，为此欲摆脱笔砚，转从佛道。 其二，创作内容、技法及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王世贞晚年“日坐弁园，与花事周旋”，在风光旖旎的园亭生活中，其诗文已由昔日关心国事、民瘼转为吐写内心、注重关照生命本体的价值和意义，风格也转以恬淡自然为宗。特别是在诗歌写作方面，王世贞早年与李攀龙倡复古运动，喜以诗议政，重乐府诗的创作；晚年在生活内容、思想、心态、趣尚等方面与早年相比都发生了很大转变⑤，减少了乐府诗写作的数量，作品中关注社会现实及以诗歌作为政治批评的倾向明显减弱。而与乐府诗数量的减少相映成趣的是闲适诗数量激增，这一减一增，意味着王世贞晚年更加关注内心世界，更加注重自我抒情。从乐府诗到闲适诗，从政治批评到抒情自我，从关注外界到关注内心，这一系列的转变又是与王世贞晚年信佛崇道的思想转变桴鼓相应。⑥在文章写作方面，王世贞晚年所谓“持论之文”走的不是“文必秦汉”之路，呈现的却是一种唐宋笔法，特别是苏文之法⑦。因此，王世贞晚年为文无论是从构思、内容、风格及语言等方面都趋于平淡，与早年若出两手。⑧ 其三，复古方法发生了转变。后七子复古运动在方法论上，讲求“格高调古”，重“法”之建构⑨。王世贞早年随李攀龙，在学古方法上不断探索，著成《艺苑卮言》一书。然而其晚年参修佛道，接受禅宗“即心即佛”思想，在启人方法上深得禅家宗匠之妙，以不言之言而显实相，云：“四十九载佛说法，至竟无一法可说”[1]卷一五四《贝多寮偈》。在文学创作上王世贞强调“不法而法，有意无意乃为妙耳”[8]卷一二五《复戚都督书》，其晚年盛赞喻邦相之文“气雄而调古，驰骤开阖，不法而法”[2]卷四七《喻邦相杭州诸稿小序》。当然，“不法而法”是要处在“法”与“不法”之间，“不法”本身也是一种“法”，只是比“法”更为灵活，其实质并非完全抛弃“法”，在《先师书大通经》一文中王世贞提出：“有法悟无法，无修解有修”。诚然，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并非是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其在文学取法上由过去的重“法”，到晚年的重“无法”，其实，就是强调“无定法”，摒弃创作中的“程式化”，这与其晚年主“调剂”、“辞达”、“自然”等文学思想非常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