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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清时曾明确提出“弇州晚年定论”者，主要有李维桢、焦弘、钱谦益、四库馆臣、陈田等，下面对此逐一说明。 其一，李维桢“弇州晚年定论”说。李维桢为王世贞所定“末五子”之一，其“弇州晚年定论”一说，主要是从王世贞晚年对王维、白居易、苏轼态度转变这一角度着眼。在《黄友上诗跋》一文中，李维桢称：“今言诗莫盛于吴，吴得一弇州先生名世，天下翁然宗之。余尝疑‘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诘’语，窃以为轩轾太过，后见先生(王世贞)晚年定论，殊服膺摩诘，又极称香山、眉山，非后人所可轻议。”王世贞早年曾有“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诘”之语，认为“摩诘卤莽”，后来王世贞转变了对王维的态度，认为其可与李、杜“三分鼎立，他皆莫及也。”(《书李白王维杜甫诗后》)李维桢捕捉到王世贞这一变化，认为这才是王世贞可作为“定论”的观点，并在《黄友上诗跋》一文中盛赞黄友上“不袭弇州少年持论”，认为这样，“其于弇州，不至为老氏之申韩，荀卿之李斯。”在《读苏侍御诗》一文中李维桢称：“余友邹孚如尝言，王元美先生《艺苑卮言》抑白香山诗太过。余谓此少年未定之论。晚年服膺香山，自云有白家风味，其续集如白趣更深。”由此，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1.李维桢将王世贞文学思想分为“少年持论”和“晚年定论”；2.李维桢以王世贞“少年持论”为“非定论”，以其晚年之论为“定论”；3.李维桢认为王世贞晚年“服膺”王维，并“极称”白居易、苏轼，这一思想已超越七子派复古思想的藩篱。 李维桢剥离出“弇州晚年定论”自有其思想根源，其曾提出：“明兴……遂厌薄宋元人……顷日，二三大家，王元美、李于田、胡元瑞、袁中郎诸君子，以为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何可废也。”(《宋元诗序》)这里李维桢的文学思想颇具折衷色彩，有意调和“师古”与“师心”两派，认为七子派倡复古运动，诗歌古体学汉魏六朝，近体学盛唐，“厌薄宋元”。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盟主，李维桢将其与“七子”中那些“厌薄宋元人”者剥离开，指出其与袁宏道等人提出了“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的观点。李维桢强调王世贞这一观点的目的在于以此扭转时人所认定的七子派“厌薄宋元”。这说明李维桢认为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厌薄宋元”的态度，认为宋元之诗亦不可废，以此来消除七子派与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对立。李维桢肯定宋元诗的价值和意义，表明七子派后出成员在时过境迁之时能够与时俱进、不抱残守缺。此外，李维桢有重塑王世贞不废“宋元”的一面，以达到七子派与公安派的协调发展，当然这也是出于对七子派保护的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