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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折震川 王世贞晚年是否心折震川，对此问题目前尚有争论。王世贞早年对归有光之文的态度，主要表现在《答陆汝陈》一文中，当时陆汝陈当王世贞之面盛赞归有光之文，王世贞认为其如果看过李攀龙的文章，就不会如此称许归文，因为归文既不讲文辞格调，文义又易解无味，根本无足观。此时，王世贞对归文几乎全盘否定。王世贞晚年在为归有光《震川文集》一书写“读书后”时，将归有光提升到与李攀龙等同的高度，盛赞其为“近代名手”，认为归文虽“序记”在文法上仍有缺憾，然此缺憾李攀龙也不能免。对比两文，戴华萱认为：从王世贞早年贬斥归有光“笔力小”，到晚年赞扬归有光为“近代名手”；从“恨足下不见李于鳞”到“于鳞亦似有可憾”的转变，王世贞甚至不禁有“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之语，由此提出：王世贞暮年迟悔，一反其早年对归有光嗤之以鼻的态度，从对归文“规格旁离，操纵唯意，单辞甚工，边幅不足”的极贬，一转而为“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的极褒[10]6-7。戴华萱认为王世贞晚年改变了对归文的态度，这一观点值得肯定，虽然王世贞晚年在为文的技术层面对归文尚有微词，但其对归文的基本态度确实发生了转变。这在当时似乎已是“公众事件”，时人黄淳耀云：“弇州晚年颇好唐宋，而不薄归熙父(甫)，亦自公(徐学谟)发其端”(《徐宗题制义序》)，黄淳耀所探讨的已不是王世贞转变对归文的态度问题，而是由谁导引王世贞转变对归文的态度。 对钱谦益“弇州心折震川”一说，较早提出异议的是钱钟书先生，针对牧斋在引文中将“始伤”写为“自伤”，钱先生认为此处系“刀笔伎俩”，有意篡改，“窃易‘久而始伤’为‘久而自伤’，以自坚其弇州‘晚年定论’之说。”钱先生认为：“世人据弇州题《归震川遗像赞》……以为弇州心折震川，推之冠一代人文，亦不甚确。”[2]64-65钱钟书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原因是钱谦益早年仰慕王世贞，称“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行某纸”(《答山阴徐伯调书》)，说明其引文多凭记忆，与原文有出入也较为正常，易“始”为“自”是否有意，并无铁证。钱钟书先生之所以认为“一字之差，词气迥异”，是因为其不认为王世贞晚年“自悔”，认为钱谦益一字之改，才会造成王世贞晚年“自悔”的效果。通过上文对王世贞晚年“自悔”的论证，说明钱钟书先生这一判断并不正确。此外，钱先生还提出：“曰‘岂异趣(原文为‘趋’)’者，以见己与震川，同以‘史汉’为究竟归宿，特取径直而不迂，未尝假道于韩欧耳”，钱先生认为王世贞复古所行是直径，直学“史汉”，而归有光则经由“韩欧”再入“史汉”。其实，这一判断也不恰当。王世贞晚年曾教导友人为诗文之法，云：“诗须取李、杜、高、岑、王、孟之典显者，熟之有得，而稍进于建安、潘、陆、陶、谢；文取韩、柳四家平正者，熟之有得，而稍进于班、马、先秦。”[1]卷一八三《于凫先》说明王世贞并非“取径直而不迂”，而是诗先由唐“李、杜、高、岑、王、孟”再入魏晋，文则先学韩、柳、欧、王四家，然后再秦汉。宗秦汉与宗唐宋有较大差异，郭绍虞先生认为学秦汉“以其距离远，先摹形迹，以语句组织入手，泥古不化”，宗唐宋“从语气神情揣摩，开阖抑扬之法，而似觉神明在心，变化由己了”[11]314。王世贞晚年认识到七子派在复古方面过于模拟，因此转变学古路径，先学唐宋、再到秦汉，从而达到对七子派纠偏的目的。 王世贞与归有光为同乡，却因其早年意气过盛，与归氏有所不快。计东称归有光于“文章则呵元美为妄庸……久之，而天下之悔而思返者，卒叹服先生为不可及”[12]96，这一说法或受钱谦益影响，归有光在文中曾斥责王世贞为“庸妄巨子”。归有光、王世贞辞世后，后人有夸大二人之争的倾向。其实，王、归二人关系并未如流言所称的针锋相对。王世贞之父王忬罹难时，归有光作有《思质王公诔》，归有光去世后，其子遭人陷害，王世贞为之力解[1]卷一九四《赵汝师》。有关归有光像赞的由来，吴坚有这样记载：“当是时，吴之以高文称者，曰王司寇公元美，其始不无异同，及归自留都，从其家求画像，摹为小幅，系以传赞，属予书之”(《明娄子柔序》)，说明归有光像赞是王世贞主动为之，王瑞国也称王世贞初与“归太仆小有异词，晚年已成水乳”(《玉光剑气集》卷一九)，这些材料说明王世贞晚年确实转变了对归文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