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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茶肆》：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同卷《酒肆》： 曩者东京杨楼、白矾、八仙楼等处酒楼，盛于今日，其富贵又可知矣。 卷十八《民俗》：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卷十九《瓦舍》： 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 卷二十《妓乐》： 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34) 民俗、信仰、娱乐，如此等等，无一不可以看到东京对杭州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深入到了话本小说对杭州的描写中，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如果与杭州相比，东京小说与西湖小说在都市与地域文化的表现方面，有同有异。同的方面主要是市井社会日常生活以及风俗的描写，其中可能又微有差别，如以“时间”论，东京小说中元宵十分突出，而西湖小说似乎更重清明。在自然场景方面，东京虽然也有金明池，但它远远无法与西湖相比，更缺少后者的文化底蕴。因此，相对于杭州城而言，西湖小说更侧重于以“西湖”而非市井为场景，而东京小说即使描写金明池，也与市井社会联系更密切。在东京小说中，对酒楼、茶肆等的描写更为具体细致。换言之，东京小说的都市特点而不是自然、文化特点表现得更鲜明些。 至于宋元话本中的其他城市，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襄阳府”等，在描写上，与东京的市井其实并无差异。但缺少东京小说中那种因屡被描写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标性场景与时序因素，也不构成自成格局的小说系列。 对于小说家来说，城市的异同同样可以作为情节安排的一种空间要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小说中，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对话： 赵正道：“师父，我要上东京闲走一遭，一道赏玩则个，归平江府去做话说。”宋四公道：“二哥，你去不得！”赵正道：“我如何上东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你是浙右人，不知东京事，行院少有认得你的，你去投奔阿谁？第二，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是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赵正道：“这三件事，都不妨！师父你只放心，赵正也不到得胡乱吃输。”宋四公道：“二哥，你不信我口，要去东京时，我觅得禁魂张员外的一包儿细软，我将归客店里去，安在头边，枕着头，你觅得我的时，你便去上东京。” 显然，这里是将东京与东京以外的地方作对比描写的，作品前半部分人物在东京以外地方的活动，成为他们进入东京的一种铺垫和预演。“这一班贼盗，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贼盗，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闲汉入京都”不但是情节发展的空间线索，也是国家太平与否的象征，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东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发展也逊色于东南其他城市，其都市形象才逐渐淡出了小说的艺术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