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向后来又任主客郎中，专侍皇太子，然其时间语焉不详。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第一千三十一记有《唐龙角山纪圣铭》，注曰：“明皇撰并八分书，开元十七年九月。”又《金石录》第一千三十二有《唐龙角山纪圣碑阴》，清代王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六录有该碑及碑阴全文。此碑今存于今山西省浮山县天圣宫遗址中，属省级保护文物。据《山右石刻丛编》所载碑之全文，此碑刊刻时间为“开元十七年太岁己巳九月己丑朔三日辛卯”，与《金石录》所记“开元十七年九月”正合。其碑阴有题记，共分四截，分别刊刻皇太子鸿及诸王大臣名字，其中第四截有“敕建造模勒龙角山纪圣碑使、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颕王永王文章臣吕向奉敕题碑阴并建碑年月日”字样。根据碑阴所载内容可知，吕向为此次镌刻龙角山纪圣铭碑的使者，其官职是“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颕王永王文章”。据唐制，朝议郎为文散官，属正六品，主客郎中为职事，属从五品上，轻车都尉为勋官，属从四品上，以文武散官为本品，比所代职事品佚高者为“行”，比所职事品佚低者为“守”。吕向以正六品朝议郎而职从五品上的主客郎中，故曰“守”。此乃开元十七年九月之事，由此可知，开元十七年九月吕向已为主客郎中，并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颍王、永王文章，与本传所载正合。 吕向在开元十九年又任都官郎中，并曾受命奉玺诏吊祭阙特勒，并刻碑立庙。《新唐书·突厥下》记载：“(开元)十九年，阙特勒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册府元龟》记载吕向出使在开元十九年十一月。元代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取和林》诗注曰：“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按《唐史·突厥传》：阙特勒，骨咄禄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阙。可汗之子弟谓之特勒。开元十九年，阙特勒卒，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使北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文，别立祠庙，刻石为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额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据此注可知，元代犹存阙特勤碑，耶律铸尚见碑文。开元壬申即开元二十年，可见吕向出使在十九年十一月，至立碑造像则在开元二十年。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吕向曾经三次任镌勒碑使：第一次是开元十二年十一月以左补阙立华岳《述圣颂碑》；第二次是开元十七年九月以主客郎中立《龙角山纪圣碑》；第三次是开元十九年十一月以都官郎中立《阙特勤碑》；由此亦可见吕向文才书法受唐玄宗喜爱之程度。 吕向后来曾任中书舍人，但具体任职时间不能确定。据现有史料，我们只能推断吕向至迟在开元二十五年已任中书舍人。《唐会要·翰林院》记载： 玄宗以四隩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编掌，列子宫中，承遵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于是以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元充焉。虽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等迭居其职，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⑥ 据此可知，唐玄宗为了有人随时供奉敕旨，开始选拔朝中具备学识和词艺的官员入翰林院值班，于是吕向和谏议大夫尹愔最先被选拔入居翰林院供奉敕旨。我们可以根据尹愔任谏议大夫的时间推知此事的具体年份。据《唐会要·修史官》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情为谏议大夫。”尹愔任谏议大夫的时间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而别建学士院之事在开元二十六年，则吕向在开元二十五年已任中书舍人。按吕向所撰写《豆卢公墓志铭》所题官衔为“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侍皇太子及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则吕向以正四品上之品秩行正五品上之中书舍人职事，其任中书舍人时间颇长，至迟从开元二十五年开始任中书舍人，直至天宝三年八月仍在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