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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向因上《美人赋》讽谏触怒了皇帝，险些送了性命，幸亏宰相张说从中劝谏皇帝，吕向才得幸免，并受到玄宗的赏赐和特殊恩宠。吕向从此因祸得福，并经常上赋颂讽谏，深得玄宗喜爱。据《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记载，裴潾在劝谏唐宪宗的奏折中将吕向与褚遂良、杜正伦等著名善谏之臣相提并论，称“贞观已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咸能竭其忠诚，悉心规谏”，则吕向之善谏敢谏亦可见一斑。 吕向任左补阙期间，曾任西岳镌勒使，到西岳华山勒石刻碑。本传称“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然其年不详。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开元十二年的记载：“冬十一月庚申，幸东都，至华阴，上制岳庙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周。”④《唐会要》卷二十七亦载：“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东都。十日，至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郡王祎，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上亲制文及诗。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架，张于应天门，以示百僚。”由此可知，吕向为镌勒使在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吕向的同僚徐安贞有《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诗，其中有“寒尽函关路，春归洛水边”之句，孙逖亦有《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诗，其中有“语别梅初艳，为斯草欲熏。往来春不尽，离思莫氛氲”之语。这两首送别诗中所描写的节令特征正好与“冬十一月”的情况相符。吕向此次镌勒西岳，并立有《华岳述圣颂碑》。据《六艺之一录》引《金石文字记》文字可知，《述圣颂》立于开元十三年，在华阴县岳庙之东道院，京兆府富平县尉达奚珣撰序，左补阙吕向撰颂并书。《文苑英华》录有该碑全文。清王代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五收录有《述圣颂》，题为“左补阙、集贤殿直学士吕向撰颂并书”，并云：“据《唐会要》所载，唐玄宗御制碑成在开元十三年七月，吕向《述圣颂》立于开元十三年六月。”此说可信。因为吕向题为“集贤殿直学士”，而集贤殿直学士之名始自开元十三年四月，吕向正是首批集贤院直学士之一。因此，吕向于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受命去华山立碑，十三年七月完工。 吕向任集贤院直学士期间，深得玄宗称赏。据宋代王应麟《玉海》引唐代韦述《集贤注记》，张说及吕向等因献赋诗，玄宗各赐赞以褒美，敕旨曰：“得所进诗，甚有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玄宗又亲自以五色笺八分书之，赍付集贤院，散付学士，其中对吕向的赞曰：“族茂非熊，才高班马，考理篇籍，抑扬风雅。”玄宗的这篇赞对吕向赞誉有加，称赞他和太公望吕尚同族，人才辈出，并认为他有司马迁、班固之才，能够证订经史，考理群书。 本传中说吕向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并谏玄宗引颉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并赐弓矢射禽事，得到玄宗的采纳。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唐玄宗东巡封泰山之事在开元十三年十月，由此可推断，吕向在开元十三年十月已任起居舍人。吕向谏蕃夷酋长入仗内之事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中亦有记载，《唐文粹》、《历代名臣奏议》亦收录其全文。《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之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唐代的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然后据此修撰国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够迁任起居舍人者，不仅需要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学和史学修养，而且需要具备相当的学识和文采。吕向能以起居舍人的身份跟随唐玄宗封禅泰山，表明吕向受到唐玄宗的器重和赏识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