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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对于形式主义者是展开斗争的，但是他对于他们的态度是有批判、有吸取的。这不能说是刘勰对于形式主义者的妥协或是让步，也不能说是他的折衷。固然，刘勰是说过的： 同之与并，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但是他的“折衷”不是没有原则的折半，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折衷。他对于形式主义者的主张，采取他们有利的因素，而不是妥协和让步。形式主义者主张声律，主张四声八病。他们一边自诩为“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一边却走上了劈褶细微的道路，成为文学新的枷锁。刘勰主张声律，但是这里是从声律的自然美立论。他说： 凡声有飞沉，响有动静，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呓也。夫呓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糺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声律》)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笔，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同前)刘勰的言声律，是从沈约发展的，但是不同于沈约。他指出“韵”，同时也指出“和”。他说到有韵的“文”，同时更说到无韵的“笔”，而且在两者之间，作出难易的比较，这是他比沈约更进一步的。沈约说到“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逾远”，但是刘勰却在这一篇中指出“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他是说曹植、潘岳作品的调叶，掌握了自然的韵律，而陆机、左思作品的调叶，必须经过一番努力。在这一点上，刘勰的主张是和沈约不相同的。 形式主义者主张变，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要求变是对的，问题在于怎样的一种变法。是形式的变，还是内容的变？还是形式、内容同时都变？刘勰的主张是这里有个“常”，同时还有个“变”，不能理解什么是“常”，也就不能理解什么是“变”。“常”和“变”同样也有辩证的关系。他说：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疎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通变》) 其次，他指出当代的作者都向不久以前的宋代学习，他认为这样便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不能深入。没有深耕，便不能丰收，这是一定的常识。他说：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疎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踰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同前)这里他指出了来路的问题。向不久以前的作品学习，便找不到来路，因此不能深入，就变不出东西来。当然，这里不仅是时间远近的问题，还有评价高低的问题。从宋到南齐，时间虽然不久，但是比之刘向、扬雄和桓谭之间的年代，还是比较久一些。问题在于刘向、扬雄的作品，都有比较深厚的基础，而宋初的作品，正如刘勰在本篇所指，只是一个“讹而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能对于学习者有所启发，而在这个基础上求变，也变不出一个什么来。 最后他提出一个通变的目标来：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同前)同样的意见，他在《风骨》篇也曾有所述及： 若夫镕冶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刘勰承认“变”的意义，但是指出承认“变”，还得承认“常”。离开了“常”而求“变”，便必然走上讹滥的道路。纪昀说： 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情采》和《风骨》两篇来看刘勰论文的主张。 从古代起，我们就提出情的意义来，所以《诗大序》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但是随即又说：“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诗大序》是封建社会已经形成以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而说的。后来的批评家陆机指出“诗缘情以绮靡”，他说到情，但是随即又说到绮靡，无论陆机本意何若，后人就怀疑到： 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从这条路线发展到沈约，再发展到梁代的萧纲、萧绎，文学走向唯美主义，已经成为江河日下的趋势。刘勰生在齐梁之间，他对于情的意义，有一定的认识，同时他对于言情的流弊，也有相当的预感，所以他在《情采》篇说：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