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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曰”的隐去：由重义到事形 朱自清《诗言志辨》谓：“春秋以后，要数汉代能够尽《诗》之用。春秋用《诗》，还只限于典礼、讽谏、赋《诗》、言语；汉代典礼别制乐歌，赋《诗》也早已不行，可是著述用《诗》，范围之广，却超过春秋时。”(15)“《诗》曰”的传统延续到汉代，汉人不仅在《诗传》、《诗序》中广泛使用，而且史传、奏议、子书中也无处不在。但有一类文体却甚为特殊，那就是汉赋。据统计，汉赋提及“六经”名十三次，提及《诗》名十次，用《国风》一百八十八次，用《雅》一百九十二次，用《颂》三十七次，总共用诗四百四十次。用《诗》方式：论诗三十七次；取义八十五次；取辞二百六十次；乐歌二十九次；直引六次。直引有“《诗》曰”类标志，且都出现在西汉议论性质的赋体文中，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6)东方朔《答客难》：“《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非有先生论》：“《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神乌赋》：“诗[云]：‘云_(云云)青绳(蝇)，止于杆。几自(?)君子，毋信儳(谗)言。’”(17)而其他以“赋”名篇的赋作，均未有“《诗》曰”类词语出现。 汉赋用《诗》隐去“《诗》曰”的原因何在? 首先，调声制韵的诵“赋”之风促使了“《诗》曰”的隐去。何为“赋”?《汉书·艺文志》谓：“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18)何为“诵”?《周礼》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曰诵”，贾公彦疏云：“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倍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倍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诗有音律可节，故可诵，诵赋也应有音律可节，虽不合乐，但必须有节奏地朗诵，以达到娱人耳目之功用。《国语·周语》引召公语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而后王斟酌焉。”(19)诵赋之风是对瞽矇献诗、诵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范文澜《文心雕龙·诠赋》注云：“荀、屈所创之赋，系取瞍赋之声调而作。”(20)楚汉宫廷，“听赋娱乐”之风盛行，宋玉创作《高唐》、《神女》赋以娱乐顷襄王，枚乘诵读《七发》给楚元王太子听以致太子霍然病愈。《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21)，又记载后宫贵人左右皆诵王褒《洞箫赋》、《甘泉赋》以娱侍太子事。《汉书·元后传》也载成帝召见刘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事(22)。“诵”的表达方式注重音色、音调、语气、节奏，因此需要有适合自己体式的语言结构。枚乘《七发》有句云“诚奋厥武，如振如怒”，语出《大雅·常武》“王奋厥武，如震如怒”。如果仍像《左传》一样以“《诗》曰”的引《诗》方式在赋中出现，语言拘束，可能就不便于以声节韵。另外，将“《诗》曰”隐去后，可以对《诗》句进行些巧妙的修改，以便于诵读，张衡《东京赋》云“卜征考祥，终然允淑”，语出《?{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焉允臧”。赋中改“臧”为“淑”，是为行文中押韵的需要，赋中文字的韵字是：育、淑、陆、燠、复、古、祖、户。何焯评曰“平子工在换字”(23)，此即是也。又，班彪《北征赋》“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这句话出自《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四言虽质朴、简洁、明快，但句中缺乏节奏变化，不利于诵读，必须要对《诗经》原句加以修改，于是在句首加上重音节的动词，在句中加入轻音节的形容词和虚词，从而使句子加长，音节扩大，读来更有节奏感，达到“入耳之娱”(《文选序》)的效果。汉赋引《诗》隐去“《诗》曰”是为了调声制韵，以达到追求语言节奏美之目的，诵赋其实就是在诵大规模的“描写诗”，这种利于“诵”的语言结构方式成为汉赋的文体特征之一。 其次，“《诗》曰”的出现与隐去，贯穿于其中的是“王道之迹”的汩没与兴盛。先秦“王道”思想寄于二端：一曰载言，一曰载事。《诗》、《书》为雅言之所，《春秋》为记事之本，两相比较，言比事更为重要。《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载“王言”，是“王道”的载体，《诗》亡则寄寓于《春秋》，《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条”：“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24)“王言”的承载体由作诗、献诗转向了以“《诗》曰”为标志的赋《诗》、引《诗》。《左传》一方面“以历史之事实解释《春秋》”，以史传经(25)。另一方面又赋《诗》、引《诗》，以“《诗》曰”的形式论证《春秋》、丰富《春秋》，以期事与言的统一，诚如刘知几《史通·载言》所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26)言语合事，且由言事并重趋向重文辞而事的因素衰微，“言语”的传统开始兴盛。《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27)迨至赋体兴起，学《诗》之人的“言语”传统消退，转而作贤人失志赋，皆有“侧隐古诗之义”。赋是对《诗》的时代制作礼乐制度的承接，是《诗》的政治功能的承接。西周制礼作乐，重礼乐的教化功能，而具体落实于“诗教”。前言“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及《周礼》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诗乐“补察其政”而代行“王言”之目的明显。春秋以降，礼乐制度崩坏，至汉武帝朝“崇礼官，考文章”，建乐府，而赋家献赋成为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承载有一定的礼仪功能。班固推阐“赋者，古诗之流”说，指归亦在于强调赋对《诗》之礼乐功用的延续与重构(28)。汉赋承“诗教”而兴汉，将礼仪功能与王政思想相结合，又具有制度化的意义。缘此，汉赋大量引《诗》，正是借用经义“王言”而代行“王政”。赋本身也成为一种对“王言”的归复，而用《诗》隐去“《诗》曰”类符号，是以文辞描绘化用《诗经》，此之谓“以文传经”。 与此相应的是，“《诗》曰”的隐去与赋家主体精神的回归密切相关。王充《论衡·书解》将儒者分为“世儒”和“文儒”两种。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29)，如《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之流；文儒“卓绝不循”，“书文奇伟”，如陆贾、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等文章之徒。先秦诗作，作者不名，劳孝舆《春秋诗话》云：“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更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30)因此称引者也都述而不作，转而通过借赋《诗》、引《诗》来达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以至于自己的个性却被遗忘和消解。至汉赋创作，赋家主体精神渐趋回归，他们不再满足于《诗经》“雅言”，皇甫谧《三都赋序》云：“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汉赋作家不再囿于经典之言，正如刘勰所说：“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词。”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道：“二语最谛。异于经典者，固由自铸其词；同于《风》、《雅》者，亦再经熔炼，非徒貌取而已。”(31)汉赋作家用《诗》，已不再过多地注重《诗》义的援引，更加关注的是怎样熔铸《诗》辞，为己所用。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32)汉赋作家的创作倾向由“重义”向“事形”转变，注重的是如何去敷陈体物，故“文无例”、“辞无常”，“《诗》曰”引《诗》的格局必然会被打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