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报告文学发生于近代。这一文体的生成是由多种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近代文化的转型，是报告文学发生的内在动因。报告文学是近代新闻文化的伴生物，是此间政治文化的载体。同时，它又是近代写实文学观的一种积极的实践。
    关 键 词：近代文化/转型/中国/报告文学
    

    一种新生的文体，决非是空穴来风，它必然基于某种特定的背景或多维的历史赠予。正如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在其他任何一种系统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事物总是导源于另一种事物。”[1]这里，怀特实际上给出了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就是文化研究应从整体系统的关联中，测绘出某一具体对象的独特的图景。这一方法完全适用于文体发生动因的研究。“文体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系统。”“文体的背后永远存在着深隐的原因。”[2]构成文体发生背景座标系的，是作为横轴的共时性的必备的社会现实条件，与作为纵轴的历时性的文化显性或内隐的影响。而其中共时性的要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3]
    茅盾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原因时，曾指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4]特性的文学蕴育于特性的时代。近代就是一个沧海横流、风雷激荡的特殊时代。在从古代向现代的突进中，近代新旧文化的冲撞，衍化出不胜枚举的文化新景观。在诸多文化新景观中，就有新生的报告文学。近代文化的转型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的历史条件。报告文学的发生并非由单因一果的线性操作而致，而是多因一果的复杂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近代文化转型的全方位性，恰好遇合了报告文学发生的多因性。文化视角，实际是一种复合视角。以此勘察报告文学的成型之根，就是基于对报告文学发生原因复杂性的认识，并试图藉此真实地还原出报告文学生成的历史状貌。从总体的、主导的方面而论，报告文学是近代新闻文化的伴生物，是近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新闻文化成为报告文学萌生的母体，它为报告文学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又使其因具特殊的文体使命，也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必要性。
    而从文学本体而言，报告文学是近代写实文学观的一种积极的实践。这种积极的写实性实践，将可能性、必要性的要素，转化为实然可见的新文体——报告文学。
    一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新闻文化的产物
    
    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一种体式，报告文学自然也以特定的物质文化作为它的基础。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的条件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5]报告文学的母体是新闻，近代新闻的主要媒体是报纸。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它以近代先进的印刷业作为其直接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揭示过近代印刷业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印刷术创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就成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6]近代先进的印刷技术，为新闻——报纸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质条件，使报纸能成为较前迅捷而广泛地传播信息的大众媒体。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中国也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新闻”一词在唐已可见及。李咸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中，就有“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之句。但我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迟于欧洲约二百年。近代新闻业的后滞，固然主要是由于封建王朝政体的箝制，但与印刷技术的落后也有直接的关系。
    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古老的封建王朝的大门。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经济的侵略，旨在传教、进行文化殖民的洋报在华大量创办。西人在华办报的同时，也把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介绍到了中国。曾供职于沪上墨海书局的王韬在《瀛壖杂志》卷六，对洋人的印刷术颇多钦羡：“西人设有印书局数处，墨海其最著者。”“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即可印四万余纸……印书车床制作甚奇，华士之往来墨海者，无不喜欢。”作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王韬善于“师夷长技”。他于1873年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在香港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成为中国最早的印刷实业家。次年，他又创办了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报纸之一《循环日报》。先进的印刷技术，使新闻的近代化得以成为现实。快速的印制，使受众所见不再是“旧闻”的新闻，确保了新闻的时效；而报纸内容时代性的增强，发行量的增大，使新闻媒体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像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创刊时发行量4000份，最高则达17000份。这种见大的发行量，使梁氏报纸成为当时声播遐迩的舆论中心。对此，梁启超曾无不得意地作过譬说：“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7]
    中国近代新闻业首盛于“戊戌变法”时期。著名学者李侃指出：“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的起点。”[8]而至辛亥革命后，全国报刊增至500种。署名“兰陵忧患生”的，在《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句描写报业发展的盛状：“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迅速发展的近代报刊具有多方面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而于报告文学，近代报刊则是萌生这种新文体的直接的渊薮，是刺激报告文学发展的主要媒介要素。
    观察人类文明史，可发现文字及文字传播方式的改变，常常成为文明史发展的某种要素，或导致某种文体的发生。摩尔根就认定人类文明“开始于音标字母的使用和文字记录的产生”，“石刻象形文字亦可以认为是文明时代开始的相等的标识。”[9]我国古人也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0]“书于竹帛，镂于金石。”[11]甲骨文、钟鼎文等成为某种特定文化的符码。文字刻制、印刷术的革新常影响着新文体的产生。唐有传奇，宋出话本，与其时雕版印刷的盛行与活字印刷的发明，似不无关系。而印刷术、传播方式与文体创造关系最直接者莫过于近代机器印刷，报纸之于近代新闻文体了。 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无疑也是历史进入近代的显性标志。随着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新闻业的日益发展，新闻文体也渐次萌生、进化、成型，成为报刊这种几乎是近代唯一的传媒的主体。
    新闻文体作为一个中观性的范畴，其间包含着若干子项。这主要有消息(狭义的新闻)、时评(政论)和通讯(纪事)等。报告文学实际是通讯的一种优化形态，两者关联密切。早期的报刊以消息、论说(时评)为主。如创始期的《申报》版面主要有三大块内容：其一为“本馆告白”、“论说”(社论)；其二新闻，选录本埠、外埠消息，译录香港中外新报消息；另有广告等服务类信息栏。早期的《循环日报》以刊载新闻和评论为主。新闻版分为“京报选录”、“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三栏。后来，报纸版面的容量逐渐增大，内容更趋丰富。报纸为迎合读者的需求，满足他们对复杂而重要的新闻事件、人物报道的需要，不再对客体仅作“豆腐干”式的简短的粗放的记写。除简讯以外，另一类报道趋向于对新闻材料作具体细致的叙述，并出现了系列报道的形式。如《申报》对“杨乃武冤狱”的曲折全程，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1874，1，6)至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77，4，7)历时三年有余，作了颇为详细的连续报道。消息的细化，报道的系列化，由此衍生出新闻通讯。有人认为：“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12]其实黄远生之于通讯，在于他使通讯文体得以完形和正式化。而在他之前通讯之名已有，只是这种名称并不具备日后通讯所含的文体意义。倒是新闻“纪事”相类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讯”。晚清新闻“纪事”，除战记、离乱记、大事记外，还包括对重要的新闻人物所作的纪传、速写等。具有新闻性的记事写人类作品在近代后期发表很多，蔚然可观。这些作品总体上还显得粗糙，有的写得芜蔓，但它们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新闻性、论评性和文学性的特征，因而可视为报告文学发生期具有奠基意义的成果。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有反映中法战争的《黑旗军战捷纪事》，反映甲午战争的《东方兵事纪略》，报道“百日维新”的《戊戌政变记》，记写辛亥革命的《五日风声》等。人物纪传、速写则有梁启超写康有为、李鸿章、“戊戌六君子”诸篇，黄远生写孙中山、章太炎等篇。
    晚清新闻通讯中，除“纪事”一类外，还有新式的游记。这类记游作品不同于一般模山范水、吟风弄月的散文小品，而是一种关注社会大端兼及自然人文背景的“旅行通讯”。如《申报》从1876年6月7日起连载“环游地球客”的《东行日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1903年)等即是这样的旅行通讯。这种通讯是具有报告文学基本属性的作品。
    考察近代新闻纪事和旅行通讯，可见作者能运用多种表达方式，生动、具体而富有情思地反映现实的人物事件和政俗民情。作品的体格也时见宏大。《新大陆游记》用《新民丛报》“临时增刊”专号形式刊发。黄小配的《五日风声》共十一章，凡三万多字，于广州《南越报》连载57天。这些作品已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风情描述，而是初具形态的报告文学。基于近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孕育于近代新闻的进化，脱胎于新闻文体的发展，近代新闻文化直接导引了报告文学的发生。
    二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政治文化的载体
    近代文化是一种多质的丰富复杂的系统结构。而决定这种文化特质的，除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外，最主要的就是近代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政治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潮，它直接影响其它文化的生成与走向。近代文化转型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文化的转型所造就的。李侃在谈到近代文化“转换”时，引用邵作舟《邵氏危言》之语作立论的依据。邵氏有言：“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者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李侃以为“西学大兴”，变法图强时潮汹涌之际，近代“文化的转换时期开始了”[13]。变法图强成为贯穿近代全程的时代主题，它表达了仁人志士与一切爱国者对艰危国运的一种政治性关怀。这种政治性关怀，成为推动近代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即是政治文化的产物，又是政治文化传播的载体。政治性成为新闻的显性标记。近代新闻在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应运而生，又为政治思潮的席卷呼风唤雨。
    进步的报刊成为政治鼓吹的主阵地，表现出对时局和国运的政治性关怀，对此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张灏在其论析中国“维新时代的遗产”时曾有指认：“在1895年至1898年期间，出现了约60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立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又指出：“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了一种需要参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14]张灏所论是符合近代史实的。当时的“社会精英”大多是应时或先时的思想精英。而这些思想精英又多半是报人，如王韬、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都创办或主持过近代颇有影响的报刊。特别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梁更是将报刊作为变法鼓吹、思想启蒙的利器。康、梁是恩格斯所谓的“启蒙学者”所属，他们是“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15]。他们用作启蒙的手段有作演讲，成立学会，收徒讲学等，但主要的还是创办报刊著书立说。“康梁集团用来推进运动的另一个新手段是报纸，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在民众中间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以及促进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 ……利用学会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16]
    我以为，报纸有此显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报章文体”所造成的。近代盛极一时的“报章文体”，正是依托于思想精英主办的报刊，并通过他们富有成效的写作实践，才得到长足发展的。而报章文体“是为那一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服务的”[17]。报章文体中主要是政论，但并不如阿英等所说的仅是政论的一种，其间还包括新闻纪事等品类。报告文学就是一种优化了的新闻纪事作品与旅行通讯。可见，报告文学产生于政治色彩十分浓郁的文化背景中，同时它又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成为宣传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另一视角观照，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新闻题材的文学性制作，倒不如说是思想精英“参政议政”的政治化宣言。政治使命的负载，使作品更直接地介入现实社会，并在介入中实现其独特的文体功能。由此而为社会所重，为“政治文化人”所青睐，成为他们作“政治渲泄”的工具。这样，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就有了某种时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是由于时代的催化，政治意识见强的文学家或报人的亲炙，报告文学的发生才成为一种实然可见的事实。
    在治报告文学史的学者看来，梁启超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奠基者。就其主体构成而言，他是文化人与政治家的组合。“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文人型的政治家，在‘觉世’与‘传世’之间，其前后期的侧重点虽有变化，但搞政治时不能忘情于文学，搞文学时又不能忘怀政治。”[18]如若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或许他会选择别种方式表达他的社会设计思想；如若他仅仅是一个文学家，那么他就会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发表他对人生物事的看法。正是由于主体具有政治家与文学家交织的特异性，才使梁启超在报告文学发生期会对这一文体有所作为。 报告文学与其它文体相比，是特别需要政治主旨的。梁启超是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是一位影响深广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有自评，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19]。这样的人物，其言行政治化色彩浓郁就是不言而喻的了。由于他是学问家、文学家底子的政治家，所以他往往通过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念。其于写作，最值得称道的是“报章文体”，严复曾有评价，谓“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尤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20]。在我看来，引起“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的，主要不在于报章文体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所负载的政治见解和启蒙思想。梁启超好作政论，激扬文字，论时析事，其势不可阻遏。而又勤于纪事写人旅行文字的写作，通过对事件报道、人物状写、政俗介绍，借人取事而见其大意，传达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长篇《戊戌政变记》发表于变法失败后约三个月。作品所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题材。全篇分正编与附录两大部分。正编由“改革实情”、“废立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记”、“殉难六烈士传”等五篇组成，由标题即可洞见作品总体的倾向性。我以为，《戊戌政变记》是一部有关维新变法的历史实录，同时又是一份主体性极强的个人政治告白。它是檄文，对以西后为首的“豺狼之政体”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又是颂歌，对致力于变法，献身于救国的仁人志士作了热情的叙写和褒扬。在这里，读者很容易看出作者，作为维新变法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所必然具有的政治立场。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戊戌政变记》是作者对维新变法所作的一次系统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变法思想、国是评判的集中宣教。要之，《戊戌政变记》并不是一部纯然的客观的新闻纪事，而也可视为一份专题性的政治报告。《戊戌政变记》主旨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发生期报告文学作品主题的总体特征。
    论评性是报告文学的重要文体特征。论当所论，议当所议，成为它的一种文体景观。在近代具有报告文学质素的作品中，议论风气，时有所见。从表面看来，这是由政论融入纪事纪游所致，但入其深层，可见是作者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冲决言论禁锢的结果。作品中的论评，并不是空泛的玄说，或是微观的浅论，而是一种有的放矢的时评，是对国是大政的评说。这种时评在早先的文体中是少见的。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中，“民议其政者有诛，民相偶语者有禁”。因此“庶人不议”、“莫谈国事”，成为人们出言之诫。特别是有清大兴文字狱，由此而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直正打破这种无言的局面，一直迟至近代以降。近代中国出现民主主义思潮，这并不出自于清朝的开明，而是导源于西风东渐，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自觉。思想者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情，引伸其意。“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21]“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22]在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慷慨论天下事”成为士人的义事。此间，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品格，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谭嗣同揭露晚清统治者，“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23]，“一遇外侮，反面见然乐受，且召之焉”[24]。抨击清王“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其残暴无人性，虽禽兽不逮焉”[25]。而章太炎则能指名道姓斥骂君王：“载氵恬小丑，未辨菽麦”[26]。晚清出现这种蔑视王权的情形，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昭示了当时民主自由思想已深入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的人心。从近代社会思潮史的角度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可见民主主义政治思潮的兴起，从客观上为报告文学的生成创造了一种有利的政治氛围。而从微观上看，它还为报告文学论述性表达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机制。这是我们在涉论政治文化与报告文学生成关系这一命题时，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的实践
    
    论及报告文学的发生，刘白羽曾有“古已有之”说。他认为：“‘报告文学’、‘特写’，不过是后来加的名称。至于这种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在大量发展着，诸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以及后来陶渊明、杜牧、柳宗元、苏东坡，更不知写了多少好的‘报告’、‘特写’。”[27]刘白羽的界说忽视了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条件和物质基础，将史传文学等同于传播性见强的报告文学。但刘白羽的观点也有其合理的成份，这就是他提示我们也应该从文体承继关系的视角，考察报告文学的文体构成及其发展。报告文学虽新生于近代，但它与古代的史传文学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们观察梁启超所写的人物类报告文学，可见作者明显地受到《史记》的影响。梁启超谙熟《史记》，“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28]他特别推崇《史记》人物列传的写法，以为：“《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29]梁启超等对古代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在于他们对于史家品格的认同与坚持。梁启超说：“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30]对人事物景情作“忠实”的反映，这是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学传统。崇真是古代文章美学的基本范畴。古人以为作文应做到“事信而不诞。”[31]真实，也被视作衡文的重要标准。钱谦益对比作过形象的譬说：“文章途彻，千途万方……真则朝日夕月，伪则朝花夕槿也；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也。”[32]司马迁之所以被人誉之为“有良史之才”，也主要是因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33]有一种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可以这样认为，发生期报告文学就其精神品格而言，它是对古代史家“实录”精神的一种呼应。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文学理念。真实，作为文学家所崇尚的人文品格与文体精神，只有在相应宽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强化与张扬。因为写作的真实，实际应是精神的真实，这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意味着写作的自由就是精神的自由。清代统治者恰恰竭力剥夺文人的写作自由。这种剥夺有明目张胆地实施“文字狱”的酷政，更有以思想的统治，文化学术的引偏，诱使文人学士醉心于个人的功名利禄，埋首于书斋故纸，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有清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以八股作文为表现形式的程朱理学。“三纲五常”，八股为文，这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虐杀。特别是“八股取士，使天下消靡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矣，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34]。学术界清朝以汉学为显，引导知识分子潜心考据，避触时事，“束发就学，皓首穷经”。在这种主流思想和学术导向的驱使下，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精神的自主，以至于从根本上消解主体真实地观照、反映客体所需要的独立的人文精神。
    从与报告文学有文体关联的散文创作看，清代桐城派散文统领文坛。桐城散文强调“文以载道”，讲究“道统”与“文统”结合的“义法”。这种“义法”与清朝的统治思想声气相通。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对“义法”作有表白：“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才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可见，桐城古文实为“御用”的传道之器。这样的文字，从根本上说不可能真正负起真实地反映人生与社会的使命。
    在文学中找回失落的“实录”精神，并加以强化，这是近代写实文学观持论者与实践者所作出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贡献。近代许多有识之士力主文章当“务归实用，不尚虚文”。太平天国“总揽文衡”的洪仁轩，撰《诫浮文巧言谕》，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实叙其事”，“语语确实”，认为“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王韬也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35]“以耳目之所及为见闻，以形色之可征为记载。”[36]强调作者应写“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近代写实文学观的提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古代优秀的写实文学观念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桐城派古文的直接反拨。但更重要的是对激变时代于文学召唤所作的响应。19世纪是中国风雨飘摇、命途多舛的季度。诺大而古老的华夏族竟屡被外敌所挫，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当此艰危之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幡然自觉，不再遁迹于象牙之塔，漠视生存的危局，而能关注于社会大势，民生国运，以如椽之笔，状写危如累卵的现实，鼓呼革新图变，拯民救国，以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救亡图存的斗志。19世纪中叶以降是西学东渐之时。“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眼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37]所谓同治“中兴垂五十年”，实为虚拟，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倒是实然。民主自由思想的输入，域外文学理论的引介，为文学的写实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写实的文学，又成为民主自由思想传播的载体。此外，近代写实文学观与近代新闻的兴起直接相关。新闻文体、新闻文学其要旨即在于真实。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称赞新闻文体“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新闻的这种优长影响着当时的文风以及文学的观念。
    被我们名之为发生期报告文学代表作家的梁启超、黄远生，他们对文学的写实颇为认同并多有实践。有人认为：“远庸文艺的信仰，是合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为一的。”[38]他的文章“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无欺。夫惟大胆，故能创造。惟不欺，故工写实。兼此二义乃完全为今日之新文学家。而此文艺，亦天然成就其为新闻业之文艺。”[39]这里论者认定“写实主义”是黄远生的文艺思想，并将“写实主义”当作“成就其为新闻业之文艺”的某种条件。“新闻业之文艺”，或可别解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造就，从文艺思想角度视之，当以写实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写实，或写实主义是舶来的文艺学名词。我们从梁启超一段有关欧洲文学思潮分析的文字中，可以知道他对欧洲写实派文学的关注。写实派，梁启超别称为自然派。他在《欧洲心影录》[40]中专门分析了19世纪中叶欧洲自然派文学勃兴的原因：“自然派所以勃兴，有许多原因。第一件，承浪漫式派之后，将破除旧套、发展个性两种精神做个基础，自然应该更一步趋到通俗求真的方面来。第二件，其时物质文明剧变骤进，社会情状日趋繁复，多数人无复耽玩幻想的余裕，而且觉得幻境虽佳，总不过过门大嚼，倒不如把眼前事实写来，较为亲切有味。第三件唯物的人生观正披靡一时，玄虚的理想，当然排斥，一切思想，既都趋实际，文学何独不然？第四件，科学的研究法，即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梁启超从社会发展、读者心理、哲学思想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等多维视角，推导文学流变的内在原因。他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些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对报告文学发生背景的解释。写实文学，主要包括自然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新闻文学等。梁启超分析话语中所用的“通俗求真”、写“眼前事实”，排斥“玄虚”以及“客观分析”等，就可用以对报告文学写作规范与文体特征的表述。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近代作报告文学的文体实验，既承继古代史家优秀的纪实品格，同时也为域外写实文学思潮所影响。进而，我们可以作此推论，中国近代写实文学观念，正是在继承和借鉴中，基于当时的社会情状，而逐步确立发展的。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就是近代写实文学观的积极实践。而这种实践，又有力地支撑了写实文学理论。
    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的实践者，报告文学作者将对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作为写作之要务。为了确保真实，作品题材择取表现出亲历性、亲验性的倾向。对于个人亲历之事，也不满足于道听途说，浅尝辄止，而能详加考核，以求可信。“驰驱英法义比四国”的薛福成，“据所亲历，笔之于书”，写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对于所记之事能“逐事考求”。[41]梁启超作《新大陆游记》有两个目的：“一以调查我黄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42]“调查”与“实察”，正是报告文学得其真实的重要手段。梁启超对于新闻纪事的写作提出过“五字说”，包括“博”、“速”、“确”、“直”、“正”，其中“确”与“直”直接关系着作品的真实。他说：“本报纪事，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本报纪事，以‘直’为主。凡事关大局者，必忠实报闻，无所隐讳。”[43]由梁启超的观点可以知道，新闻纪事的真实，决不是指个人遭际的“小真实”，而是指“事关大局”的“大真实”。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实践的报告文学，它所反映的正是事关宏旨，“可惊可愕”可观的时代的真实。因此近代萌生的报告文学，决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具有文学性的更富含文献意义的历史实录。
    

附注：
    
    [1]怀特《文化的科学》第19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2]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18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姚华《井堂类稿·曲海一勺》。
    [4]《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
    [5]《报告文学论》，沈端先译，《北斗》第二卷第1期，1932，1，2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7]《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8][13]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第53、10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9]《古代社会》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1年。
    [10]《易·系辞下》。
    [11]《墨子·鲁问》。
    [12]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转引自黄席群《远生遗著新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84年。
    [14]《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387—3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5]恩格斯《反杜林论》。
    [16]《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343页。
    [17]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14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夏晓虹《觉世与传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
    [20]《与熊纯如书札》，《学衡》第12期。
    [21]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
    [22]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23] [24] [25]《谭嗣同全集》第220、33、349页，中华书局1981年。
    [26]《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27]《早晨的太阳》序，作家出版社1959年。
    [28]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29] [30]《中国历史作法研究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
    [31]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32]《牧斋初学集·复李叔则书》。
    [33]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34]严复《救亡决论》，《直报》1895，5，2。
    [35]《园文集外编自序》。
    [36]《淞隐漫录自序》。
    [37]黄人《清文汇》序。
    [38]《远生遗著》林志钧序，商务印书馆1984年。
    [39]《远生遗著》关赓麟序。
    [40]《欧洲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41]《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
    [42]《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饮冰室文集》(下)，广智书局本。
    [43]《“时报”发刊例》，《时报》创刊号1904，6，12。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