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为一个时代人们治学态度及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综合反映，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研究学术思想史必须重视学风的变迁。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近代学风由脱离现实转回经世致用之时，他曾指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1]这便将学风好坏问题与国家的盛衰强弱联系了起来。康有为有关学风的论述系统而又丰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 对旧学风的批判
    
    康有为对于当时盛行的汉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清代汉学兴盛的原因，是由于乾隆讨厌学者议论国家政治，为了转移学者的精力而采取的愚民政策。他说：“本朝有意攻宋学，特倡《说文》，欲以训诂而灭义理。高宗纯皇帝最恶人谈国政，故一时《说文》之学大行。”[2]朝廷不仅大力提倡汉学，而且还通过大兴文字狱的方式严厉打击那些敢于议论朝政的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学者既是为了利禄，也是为了避祸计，纷纷将有限的聪明智慧，转移到训诂名物等琐碎问题的考订上，一时汉学蔚为壮观。乾隆皇帝的政策固然收到很大成效，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议论朝政了，结果导致几乎无人关注社会现实，各种弊病潜滋暗长，以至于出现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康有为认为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深重的危机，关键在于学风不正，他说：“近世沟犹瞀儒猎训诂名物之琐微，上不能施于国，下不能济于民。”“坐视凶灾，未闻施救，无仁心，无慈行，袭儒服，托声经学，以卖名声。”[3]这些汉学家们只知道考证字词与器物，背离了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他们所考证出来的结果，对于国家和人民毫无用处，他问：“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4]
    康有为批评汉学家不讲义理之非。他说：“汉学之人专务琐碎，不求义理，心术最坏。东原晚年有悔曰：‘平日读书至此都不复记忆，乃知义理之学足以养心。’”[5]康有为引述戴震晚年的这句话，对于当时仍孜孜从事于考据的学者来说，不啻如当头一棒，无疑会有巨大的说服力。
    康有为还将“汉学”的合法性一笔抹杀，他认为“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6]所谓“新学”，指的是刘歆为帮助王莽达到篡夺汉朝政权的目的，而制造伪古文经，因王莽代汉后，改国号为“新”，故称“新学”，自然不是孔子本义，为此，康有为专门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以证明其论点。既然汉学不过是“新学”，那么训诂考据自然不能得到孔子的大义。他说：“今日之害于学者，先曰训诂，此刘歆之学派。用使学者碎义逃难，穷老尽气于小学，童年执艺，白首无成。必扫除之，使知孔子大义之学，而后学乃有用。孔子大义之学，全在今学。”[7]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出发，将训诂考据学的兴起，归咎于刘歆之倡导古文经学。
    尽管康有为对于汉学家的训诂考据有许多批判，但他事实上又不否定汉学家的考证成果，如在给学生上课时，对于王应麟、马骕等人的考证成果都极其推崇，认为：“王伯厚考据精详”，“马氏《绎史》，考史甚详。”[8]在他看来，考据是各门学问的基础，只要做学问，便离不开考据，“无征不信，则当有据；不知无作，则当有考；百学皆然。”[9]但考据只是治学的手段，而非治学目的，因此他说：“考据家如奴婢”[10]，他们所考证出来的成果，只是供别人使用，就像奴婢之与主人的关系一样。
    其次，康有为对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也提出了批评。宋学亦名理学，长期以来，一直与汉学聚讼纷纭，康有为对此非常不满，他说：“尝推本二学，皆出于孔子。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近于经世者也。”[11]他以为汉学与宋学皆出于孔子，二者之间的争论，不仅对于阐明孔子的大道毫无裨益，而且还导致学术的分裂，便利了“异学”的侵入，不利于挽救当时社会的各种危机。在他看来，解决汉宋之争，只有“专尚践履，兼讲世用。”[12]即将治学与现实联系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汉宋之争。
    宋学之争，有以程朱为代表的道学一派，有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一派。二派之间亦有争论。康有为从小生活在“世以理学传家”的望族，其祖父“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13]及长，师从朱九江，而朱九江的学问亦是以程朱理学为主，而间采陆王心学。康有为虽然生活在理学的氛围里，他却对朱九江所讲的陆王心学特别喜爱，觉得它“直捷明快，活泼有用。”[14]遂以之作为反对程朱理学的武器。他认为：“宋明发挥心学，于士大夫颇有所补。”[15]这是因为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深受程朱理学和汉学的双重束缚，“一无所志，一无所知，唯利禄之是慕，唯帖括之是学。”[16]而陆王心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而自然非常适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圣人为”的胃口了。
    但是，康有为并不墨守陆王心学，他反对心学只知空谈，不重践履，在其“专意养心”的同时，他更“以经营天下为志”，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经世致用之书，“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17]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改变心学的迂疏无用，康有为并用这种经过改造的心学来教育学生。如梁启超拜师之后，向康有为请教“为学方针”，康有为便首先“教以陆王心学”，而后再讲一些史学与西学，以此“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18]后来他在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讲学时，总是坚持这一教学原则。
    康有为对程朱理学的许多观点均有反驳。针对程朱理学“性即理也”的主张，康有为明确指出：“‘性即理也’是程子之说，朱子采之，非也。”[19]在他看来，性是人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其本身无所谓“善恶”，“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20]因此，“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21]“性是天生，善是人为。”[22]人的善恶不在于其本性如何，而在于其后天所受的教育，“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23]康有为人性无善无恶之说源于王阳明学术，在一定程度上与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相通，因而有学者肯定其表现出资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24]
    针对朱熹等理学家所宣传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康有为指出人的种种生活欲望是正当的，“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25]人们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而且，正是人类的这种不断追求，社会才可能不断进化，“人道求美，……治世所以异于太古，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也。”[26]“圣人”应该“顺天理以养生命”，不断满足人类的这种需求，使人们享受到充分的快乐，而不应该“惟以敝车羸马、陋室蔬食自高。”[27]他还指出程朱理学所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导致“孀守之寡妇遍地矣”，其实并不是圣人本意，而是宋儒“好为高义，求加于圣人之上”[28]的错误提法，严重地摧残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违反了“人道求美，人道求乐”[29]的准则，实非圣人之道。
    康有为对程朱理学的这些批判，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封建专制的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康有为对当时极为盛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予以猛烈批判。他说：“前明朱元璋乃阴售其八股愚民之术，本朝未暇改之，而不肖有司乃增加大卷折子之楷，枯困割裂之题，务弊天下千百万人精神才力于无用之地。”[30]清朝代明之后，不仅不废除八股文，反而增加八股文的写作难度，从书法和增加试题难度上，变本加厉地压制人才。如在书法上讲究乌、光、圆、亮，一旦“楷法不中程”，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在摒斥之列，龚自珍、魏源之屡困场屋，便是为此。相反，“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31]在试题上也故意刁难，有所谓“搭题”之法，比如《中庸》：“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前去三字，后去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无理无情，以难学者。”[32]
    不仅如此，由于八股文禁用后世书籍，致使“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33]这在实际上将天下读书人变成为无用之人，他们甚至连一封书信都写不好，“不能解一字，作一札，父母责其不才，乡党笑其无用。”[34]这种人对于国家有何用处呢？同样，当时的公卿大臣皆以八股进身，对于国际、国内地理、政治等一无所知，在与外国人的交涉中，不是割地丧权，便是赔款辱国，“推原其由，皆学校仅课举业不讲地理之故。童子不习，士子不讲，则公卿大臣皆由此出”[35]，其丧权辱国不亦宜乎!在皇帝召见时，康有为痛切地指出：“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36]恳请皇帝立下明诏，“立废八股”，“乡会童试，请改试策论”，“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37]
    在康有为的奔走呐喊之下，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命自下科始，废八股行策论，7月19日命此后考试以实学实政为主，不凭楷法。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八股取士制度虽被恢复，但这只不过是临终之前的回光返照而已，七年之后，即光绪三十一(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科举、兴学校，清廷遂宣布于次年废除科举取士制度，而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这样，这一历经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成为过眼云烟，退出了历史舞台。
    康有为对以考据为主的汉学，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及以八股取士为内容的科举制度所作的这些批判，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之时提出的，其目的是欲唤醒广大知识分子，抛弃无益世用的旧学，从而挽救亡国灭种的命运。吴玉章在《辛亥革命》里回忆道：“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维新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兴趣了。”于此可见康有为对旧学风的批判，对于当时青年的深刻影响。
    二 对新学风的倡导
    
    康有为不仅猛烈地批判了当时陈腐的旧学风，而且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促进了经世致用新学风的进一步发展，对当时及此后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康有为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人所提倡的“治教合”主张，要求学者将所学知识与治理国家结合起来。康有为说：“古者道与器合，治与教合。”[38]“官司之所守，即师资之所在，秦人以吏为师，犹是古法。”[39]在他看来，在古代社会分工发生之前，治理国家与教育人民二者是结合起来的，各级官吏同时担任教师的职责，因而他对为历代无数人指摘过的秦朝，因为其能守“古法”，而大加赞赏。汉兴之后，因高祖君臣起于草莽之中，不学无术，“以今霸为治，以古王为教，于是教学与吏治分途二千年矣。”[40]二者分途的结果，导致教学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代帝王治国“自杂王霸”，并不采用儒生的学说，但为了防止他们图谋不轨，便“以利禄笼之”，“于是士之所学非时之所制，时之所制非士之所学。”[41]
    为了改变这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42]的不良学风，康有为倡导仿照古代“读法”之制，将人民所应遵守的各项法令，布告天下，俾天下人人共知。他说：“古者六官悬法，州党月吉读法，凡国之政令禁律，民熟知之，上下情交通无碍。故下易知而令易行，民服习其政，莫不远罪而奉法。”[43]学者之治学，应对当代典章制度予以特别重视，“功令之书，皆学者所当肄业及之。”[44]若学者“不通本朝掌故”，则不仅不为士人所齿，而且，一旦“犯宪典，且不足为民矣。”[45]当时的各种法律制度浩如烟海，而且大多藏于官府，一般读书人很难看到这些东西，为了给他们提供“读法”教材，康有为主张将“一切不应为之事载于律例者，咸别摘出，刊成一书，与圣谕十六条一体宣讲，……咸令周知，犯禁自少，俗化自美。”[46]
    康有为的这种治教合一理论，如已有人指出的那样，是建立在对周公的过分崇拜之上的。他说：“孔子虽圣，而绌于贱卑，不得天位以行其损益百世，品择四代之学，……既不得位，自无制作之事相迫而来，……必不能坐谈高义，舍器言道，遂可家有衣食，国备兵农也。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官万民，无不曲备。”[47]实际上是将周公当作高于孔子的圣人。可是到他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时，康有为对周公和孔子的看法来了个根本的转变，周公由制礼作乐的圣人，变成为孔子改制所托之人，其人有无未可知，即有，亦至平常，由尊周公转变为尊孔子[48]。这样便动摇了治教合一理论的基础，他似乎认识到这种矛盾，故而不久就又提出治教分途的主张。
    康有为提倡治教合一论，是因为他看到当时学者沉溺于考据之中，崇古而贱今，不关心现实生活，于是便接过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治教合一理论，借描述周代学者所学内容为其当代典章制度的事例，为考据学者树立学习的榜样。可是，康有为的时代与章学诚的时代已完全不同，就是与龚魏的时代亦相去甚远，仅能“读法”，掌握一些典章制度，已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其中便存在一个向西方另觅新方的问题，可是治教合一理论，却制约着向西方学习的企图，为此，康有为不得不将二者分途，为向西方学习，扫清障碍。
    第二，康有为号召人们不仅学习西方的“百工制艺”，而且要学习西方的“义理”，开创了全面学习西方的新学风。康有为认识到西方各国富强的原因在于其有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专门去研究各种“实学”；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此相反，自己“日谈经义，而以其业听之小民，长官士夫皆置不讲，农工商之业，日以弊陋，至四海困穷，徇虚谈而不求实学故也。”[49]为此，他主张向西方学习，设立各种学会，分门别类地去研究“实学”，而当务之急，“惟有译书而已”[50]，给广大不懂外语的学者，提供西方的科学知识。
    康有为号召学习西方文化，是对林则徐、魏源以及洋务派“师夷”主张的继承与发展，在康有为的推动下，中国近代科技得到较大的发展。[51]
    但是，康有为所倡导的学习西方文化，与前此诸人，尤其是洋务派所学习的西方文化，在内容上并不相同。他认识到洋务运动之讲“船械之精，军兵之练”，不过“益以藉寇兵而赉敌粮”，[52]故要求皇帝“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议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53]即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与洋务派要求保存旧有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然而，康有为的这个正确主张，却遭到朱一新等守旧派的反对。守旧派将西方看为“夷狄”之国，认为其“说至谬，其国必不能久存”[54]。在“百工制艺”方面，可以向西方学习；而“义理”即政治制度，是万不可学的。这种以“夷夏”之防的名义，反对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当时对不少人有极大的欺骗性。为消除人们的顾虑，康有为巧妙地将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圣人，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等都是孔子所创，由于刘歆等人篡乱圣经，才使孔子的这些微言大义流落海外，为西方所得到，既然如此，现在转向西方学习便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只是恢复圣学的本意而已，自然不是“用夷变夏”[55]了。康有为的这种西学源于孔子的说法，无疑是极其牵强附会的言论，但却表明了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对于新学风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康有为不顾清政府有关集会结社的禁令，创立学会，促进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开创了近代以学会为主体的学术研究新风尚。明亡清兴，满清统治者担心汉人借集会结社的形式反对满人的统治，借口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长期争论导致明朝灭亡，严厉禁止士人的结社讲学，雍正帝特制《朋党论》颁发各地学校，要求学生必读，此后的帝王都重申此令。
    然康有为却不顾这一禁令，于光绪九年即联合区谔良在家乡创立不缠足会，“约以凡入会者，皆不裹足。”[56]在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之后，有见于士人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遂“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57]在他的倡议下，京师强学会宣告成立。康有为在为此会所写之《序》里说：“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58]希望通过学会的组织，联合众人的聪明智慧，积思广益，促进经世之学的发展。康有为认为当时的学风只以利禄为重，知识分子互相之间不通讯息，失去了儒家“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的学习宗旨。而西方各国每讲一种学术，皆有专会，会中储备有丰富的书籍和仪器，国家从这种组织上获益非浅。既然中国当前极其缺乏人才，那么仿建学会不失为培养人才的捷径，“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59]
    强学会建立之后，以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建博物院作为首要之事，但不久即在顽固派的反对之下而关门。但康有为并未因此灰心丧气，不久即回广州创立圣学会，继续宣传学会对于学术发展的作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奏请设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研究培育各种家禽及农业作物；设地质局，“译农学之书，绘农学之图，延化学师考求各地土宜，以劝植土地所宜草木。”[60]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一时之间，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大地，仅省一级的学会便有粤学会、闽学会、关学会、蜀学会、南学会等等。各省之内又有许多学会，如湖南省除南学会外，还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等。有人统计，仅在1895年到1898年三年中，就成立了76个学会，分布在10个省31个不同城市。
    当然，康有为创立学会的目的主要是在政治上，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学会以研究各种实学相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那种所学非所用的不良学风。学会翻译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开拓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打破了传统的治学模式，而代之以分工合作研究科学，促进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了解与合作。学会所藏的丰富书籍与科研仪器，为学者从事科研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学会这一组织对于晚清学风的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附注：
    [1]《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页。下引此书略作“第三集”。
    [2]《南海师承记》卷一，《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页。下引此书略作“第二集”。
    [3]《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第二集，第45—46页。
    [4]《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5]《南海师承记》卷二，第二集，第547页。按“东”字，原文误作“本”。
    [6]《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3页。下引此书略作“第一集”。
    [7]《致朱蓉生书》，第一集，第1024页。
    [8]分见《万木草堂口说》，第二集，第269页，275页。
    [9]《长兴学记》，第一集，第556页。
    [10]《万木草堂口说》，第二集，第284页。
    [11]《长兴学记》，第一集，第561页。
    [12]《与沈刑部子培书》，第一集，第383页。
    [13]、[14]梁启超：《康有为传》，《康南海自编年谱》附录，第239页，240页。
    [15]《万木草堂口说》，第二集，第269页。
    [16]《康有为传》，《康南海自编年谱》附录，第244页。
    [17]《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第9页。
    [18]《康有为传》，《康南海自编年谱》附录，第242页。
    [19]《万木草堂口说》，第二集，第338页。
    [20]、[21]、[22]《长兴学记》，第一集，第547页，332页，379页。
    [23]《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13页。
    [24]参见邝柏林《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有关内容，尤其是第81—86页。
    [25]《大同书》，第41页。
    [26]《民功篇》，第一集，第57页。
    [27]《日本书目志》卷一，第三集，第599页。
    [28]《大同书》，第158—159页。
    [29]《民功篇》，第一集，第24页。
    [30]《日本书目志》卷十，第三集，第935页。
    [31]《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一集，第507页。
    [32]、[33]《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6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4]《教学通义·立学》第一集，第133—134页。
    [35]《日本书目志》卷四，第三集，第682页。
    [36]《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第43页。
    [37]《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第270—271页。
    [38]《教学通义·文学》，第一集，第127页。
    [39]《教学通义·备学》，第一集，第85页。按：康有为此说明显是采用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篇的观点。
    [40]《教学通义·从今》，第一集，第136页。
    [41]《教学通义·六艺(上)》，第一集，第143页。
    [42]《论幼学》，第一集，第518页。
    [43]《教学通义·读法》，第一集，第141页。
    [44]《桂学答问》，第二集，第56页。
    [45]《教学通义·公学》，第一集，第91页。
    [46]《教学通义·六艺(上)》，第一集，第141—142页。
    [47]《教学通义·六经》，第一集，第118页。按，康有为的这种说法与章学诚所言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见《文史通义·原道》)相同。有趣的是，康有为后在《孔子改制考》中称章氏此说“背谬极矣”(见第三集，第284页)。
    [48]关于康有为这种转变的原因，可参看汤志钧：《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一文，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
    [49]《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第二集，第623页。
    [50]《日本书目志·自序》，第三集，第584页。
    [51]参看曾近义、颜泽贤：《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一文，见《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列此书版本同)。
    [52]《日本书目志》卷十，第三集，第935页。
    [53]《日本变政考·跋》，原书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未刊，转引自《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第283页。
    [54]朱一新：《朱侍御复长孺第二书》，第一集附录，第1030页。
    [55]《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第276页。
    [56]《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九年条，第11页。
    [57]《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条，第30页。
    [58]《京师强学会序》，第二集，第186页。
    [59]见《上海强学会章程》，第二集附录，第196页。因此文与康有为平时言论极其相符，故以其作为康氏言论。
    [60]《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康有为政论集》，第349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