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龚自珍《病梅馆记》举当时梅产地以“江宁之龙蟠”为首，但江宁（今南京）之龙蟠地小名微，而且不像“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那样盛产梅花，不过历史上江宁的盆梅生产一直较为突出。《病梅馆记》应作于作者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江宁之行之后，而其最直接的触因是江宁的盆梅产品。
    关 键 词：龚自珍/《病梅馆记》南京/梅花/年代

    龚自珍《病梅馆记》托物讽世的思想价值众所周知，但对其创作时间与原因却不甚了了。该文未署写作年月，根据最初的文集编排和文章内容，可以大致认定是作者四十八岁即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辞官南归以后的作品。从龚氏辞官南归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去世，头尾有三年。《病梅馆记》具体写于何时，一般都认为是南归当年即道光十九年，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郭延礼《龚自珍年谱》均系于该年。（注：分别见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页；郭延礼《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99页。）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后出转精，于龚氏生平事迹考订最为翔实。该谱于《病梅馆记》系年也一仍旧说，并举龚氏《己亥杂诗》透露的从苏州邓尉购梅苗之事实作为佐证，可喜的是樊氏同时也提出了作于次年的可能：“不过也应看到，龚自珍虽于本年曾托人从邓尉买梅，但此事延至明年才办妥的可能尚不能完全排除。还有，龚自珍于明年曾游江宁，并曾住龙蟠里之四松庵，这也有可能是该文一开头便提到‘江宁之龙蟠’的缘故。由此看来，该文作于明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注：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5页。）笔者近年对古人艺梅赏梅活动稍有关注，联系明清时期江宁即今南京地区艺梅情况，反复比读此文，深感樊氏所言这第二种可能即《病梅馆记》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可能性更大，而且龚氏江宁之行对江宁梅花的了解构成了此文写作最直接的缘起。我们的论述从“江宁之龙蟠”切入。
    “江宁之龙蟠”
    
    这里“龙蟠”何指？众所周知，如今南京东郊钟山风景区明孝陵南有梅花山，艺梅上万株，是全国闻名的赏梅胜地。古语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龙蟠”是否即指钟山？但钟山一带明初建孝陵以来多植松树，不以梅花闻。今日南京梅花山风景，主要是汪伪政府末期，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当地经营的成果，甚至民国政府最初营建中山陵花圃果园时，梅花只是其中极普通的植物，种植数量远不突出。而龚文所举另两处即苏州邓尉、杭州西溪，明代中叶以来梅花之盛即名满天下。清徐枋《吴氏邓尉山居记》：“（邓尉）山多植梅，环山百里皆梅也。……春初梅放，极目如雪，遥望诸山若浮于玉波银海中，仅露峰尖，翠微欲动而香气袭人，过于蒸郁。”（注：徐枋：《居易堂集》卷八，《四部丛刊三编》本。）“邓尉香雪”（“邓尉观梅”）是清乾隆间著名的“姑苏十景”、“吴山十二景”之一。梁诗正《西湖志纂》：“西溪探梅：西湖北山之阴过石人岭为西溪，溪水湾环，山径幽邃，直薄余杭县界，受南湖之浸，群山绕之，凡三十六里，自古荡以西并称西溪。居民以树梅为业，花时弥漫如雪，故旧有‘西溪探梅’之目。”（注：梁诗正：《西湖志纂》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称数十里乃至百里，也许不免言过，但两地皆处城之远郊，一为连绵山地，一为湖渚湿地，居民以为生业，种植规模之巨不难想见。而与此相应，钟山一带乃至整个江宁即今南京地区没有类似规模的艺梅名胜。明代后期“金陵四十景”、清乾隆间“金陵四十八景”中都没有梅花名目。南京城郊最著名的梅花景观莫过于钟山南麓的灵谷寺梅花坞，明万历、崇祯间，是当地士民春来踏青赏梅的首选去处。当时于若瀛记载：“灵谷之左偏，曰梅花坞。约五十余株，万松在西，香雪满林，最为奇绝。”（注：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果谱卷一，明汲古阁本。）焦竑《灵谷寺梅花坞》：“山下几家茅屋，村中千树梅花。藉草持壶燕坐，隔林敲石煎茶。”（注：张豫章等：《御选宋元明四朝诗》卷一一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一说五十，一说千树，或有纪实与文饰之不等，但寺庙与陵区山户所植，即或“五十”是“五千”之误，也远不如邓尉、西溪居民从业、规模种植那样的盛况和气势。入清后灵谷寺的梅花逐渐湮废，乾隆后徒有空名而已。清人著作中虽也偶有“龙蟠旧地，江山如画，金陵景色偏佳。寝殿侵云，宫楼映日，春风十里梅花”（注：史唯圆：《望海潮》，南京大学中文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36页。）之类的描写，质诸史志却了无印证， 显系文人画士虚张想像托怀故国之辞，并不能当真。既然钟山一带不以“产梅”闻名，龚氏所言“龙蟠”也就另有所指。
    从文理上说，既然与“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连举，所称“龙蟠”也应与邓尉、西溪一样，属正式地名。当时江宁即南京地区带“龙蟠”二字的地名是龙蟠里。今人注释《病梅馆记》，于“龙蟠”二字多解作南京清凉山下龙蟠里，应该说是很合理的选择。据嘉庆以来江宁府及上元县方志，龙蟠，里巷名，“在盋山前，西直城垣，有甓门，榜曰古龙蟠里（桑根先生所建题）”（注：顾云：《盋山志》卷一，清光绪九年刊本。）。最早出现这一地名的方志是《嘉庆新修江宁府志》，该书“石头山”条下：“石头山……有驻马坡……按坡在今龙蟠里北。”（注：姚鼐：《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可见这一地名在龚自珍的时代已经出现，但历史不久，而声名未显。龙蟠里位于当时江宁府城内西北偏，这一带冈峦起伏，西南抵城墙，东为乌龙潭，北为盋山、清凉山（又名石头山），东北为小仓山等。所谓龙蟠里只是乌龙潭与盋山之间长约一里左右的坊道，其历史和知名度都远不如附近的石头城、清凉山、盋山、乌龙潭、随园小仓山。遍检道光以前南京方志图经，未见有“龙蟠”或“龙蟠里”的专门条目，遍检《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及清人所编《国朝金陵文钞》、《国朝金陵诗汇》、《盋山志》等文献，也未见有以“龙蟠”或“龙蟠里”为题目的诗文作品。因此，不是亲履此地，很难想像会了解进而在诗文中引据这一不见经传、很不起眼的小地名。这是首先值得注意的。
    龚自珍一生两次到江宁，第一次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其父龚丽正由安庆知府升任苏松太兵备道，驻上海，龚自珍由安徽赴上海侍任，乘舟沿江东下，途经江宁，有《卖花声·舟过白门有纪》词为证。（注：关于龚自珍此次途经江宁的时间，郭延礼《龚自珍年谱》作嘉庆二十年（1815）。此据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第90页。）但此次属中途经停，未能畅游。第二次在二十五年后的道光二十年（1840）秋九月，即辞官南归的第二年。早在辞官南归途中，龚自珍就有转道金陵的打算，但未能成行，这次是专程往游。先住城东南青溪一带，不久迁居龙蟠里四松庵，在此游山会友，有《应天长》等词。《应天长》词序云：“移寓城北之四松庵，溪山幽绝，人迹罕至。”四松庵在盋山前，故址即今南京图书馆龙蟠里分部，山门外即“龙蟠里”街道。词云：“梦回曾似到，记得卷中秋晓（自注：曩藏李成《溪山秋晓图》，意境仿佛似之）。”（注：《龚自珍全集》，第583页。）梦中似曾相识，可见以前未曾来过这一带，这是第一次亲临。从龚自珍此行有关作品，包括与友人离别赠答中多称秋天、写西风可知，他大约在九月底离开江宁。《病梅馆记》则应作于此行之后即道光二十年九月之后。
    “龙蟠”之梅花
    
    龙蟠里为府城里巷，又处内城偏隅，即有园林营植，其规模也必定有限，远不能与邓尉、西溪相比。龙蟠里周边地区，入清以来常见称赏的梅花景观共有三处：
    （一）隐仙庵古梅。隐仙庵在清凉山北，去龙蟠里约三里，有古梅一株，相传为六朝物，道光八年枯死，后人循名补栽。（注：汤贻汾：《题钱石叶少尹画梅》题注：“白门隐仙庵、能仁寺、陶谷三老梅皆相传六朝物而隐仙最先。嘉庆初予犹及见，不知何年枯死，庵主王朴山移他梅傍其旧干，宛然孙枝，不久复枯，今再补者槎丫成荫矣，少尹作图贻予遂为题之。”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六，光绪十一年刊本。又甘熙《白下琐言》卷四：“隐仙庵，相传陶宏景隐于此，故名。道士王朴山纵酒能诗，以棋琴自命，盖放荡之流也。庵有古梅，六朝故物。又老桂二株，为宋时树。秋日金粟盈庭，游人蚁集。戊子，梅忽凋萎，桂亦偕枯。是秋朴山病死，门庭阒寂，风景无存。”民国十六年甘氏重刊本。）
    （二）小仓山随园“小香雪海”。小仓山在清凉山东，龙蟠里东北。袁枚在此经营随园，园中有芍药台、绿净轩、蔚蓝天、水精域、诗城等景点，“诗城之下种梅五百本，曰小香雪海”（注：唐赞衮：《金陵名胜》，《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影印清抄本。）。“乾嘉诸老觞咏其间，称极盛焉。”太平天国时居民垦种山谷，逐渐壅废不名。（注：胡祥翰：《金陵胜迹志》卷九，民国十五年刊本。）
    （三）盋山园梅。盋山，在清凉山南，占地约十多亩，龙蟠里在其山前脚下。盋山园本有四松庵，嘉庆间陶熙卿购得，即其地营建私园，种树修路，于山顶建阁便览。姚鼐为作《余霞阁记》：“江宁城西四松庵，僧弥朗居也。……嘉庆十八年冬，陶熙卿暨其从子子静，乃出财饬其敝坏，种卉木，治石磴，作室，为陶氏读书之所。”（注：顾云：《盋山志》卷七。）同时邑人马沅（字湘帆，道光九年与龚自珍同年进士）作有《盋山补种花树记》：“盋山小园，旧以梅著名，岁久荒圯。嘉庆癸酉（案：即十八年），予友陶君子静招予读书其中。宿莽具剪，芳华载馨，相厥土宜，杂莳他树。遂乃缭垣以竹，界道以栏，栏左老梅，映带丛桂，中间高柳夫疏。其阴云蔷薇珠藤，匝篱缘壁，来禽若榴，纵横数步。其右多石少土，不容大树，略补疏梅，悉种垂柳，春烟甫生，庭户如隐。……嗟乎世之豪子，弄金玉，玩罗绮，纵涉情于卉木，只溺志于凡艳，安能移家林之蔽芾，就空山之癯瘠。今陶子分梅余壤，植柳特多，其他花树但作点缀，意将即处士之孤山，为先生之三径耶。若陶子者可谓能继其宗风，而保其秀世者矣，予故乐为之记。”可见陶氏最初经营时，所植以柳树为主，意承五柳先生宗风。也间植疏梅，仅作点缀而已。两年后马沅又作《盋山宴游诗序》：“入岁半月，余寒拗花，积晦忽霁，芳春始来。陶子昆季，招游西城。酒人八九，步自城上。晴阳送暖，和风动衣。春草欲生，冻泥若絮。……石城西下，乃登盋山。种梅百树，归春一园。萼绿臞仙，与子旧侣。”（注：陈祚霖：《国朝金陵文钞》卷七，光绪二十三年刊本。）可见此次聚友览赏，植梅百株，较前应是较大的改观。这一数量与盋山的大小正相适应，清末民初陈作霖《石城山志》（民国六年刊本）记载，仍是“园中江梅百株”，可见嘉庆十八年以来未见增添。
    上述三处，隐仙庵古梅、随园香雪海各自独立，不在龙蟠里范围，很难与龙蟠里这一地名相联系。盋山园梅花百株，可以说是龙蟠里附近最为集中的一块，地缘上与龙蟠里最为密切，而其种植时间也正当龚自珍旅居前二十多年。龚氏所称“龙蟠”之梅，理应以盋山为主。但遗憾的是以“百株”之规模，真不知何以与邓尉、西溪连绵数十里相比称，且被置于诸例之首。这不能不使我们进一步寻找其他缘由。
    江宁之“病梅”
    笔者稽考明清之际金陵梅花栽培之迹，发现这样一个史实：金陵地区的盆梅制作技术较为领先，而商品运营历史悠久。对此古人诗文中多有反映。
    首先是郝经《巧蟠梅行》：“金陵槛梅曲且纡，松羔翠箸相倚扶。紫鳞强屈蟠桃枝，藤丝缴结费工夫。白蕊红萼玲珑层，玉钱乱贴青珊瑚。江石细嵌苍藓泥，百巧直要似西湖。盈盈矮矮密且疏，北客乍见忘羁孤。闻说江南富贵家，金漆洞房新画炉。锦帘深垂春自生，绕床罗列十数株。清香透骨满意浓，翠袖捧觞歌贯珠。开残不向前村寻，送新易旧常有余。细思只是儿童计，不是诗人与梅意。”（注：郝经：《陵川集》卷一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郝经（1223～1275），元初著名文臣，忽必烈即位时出使宋朝，被贾似道扣留真州（今江苏仪征）十五年，此诗即作于拘羁真州期间，时间大约是元世祖至元四年即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诗中说的江南富家内室盆梅罗列，轮番换置清供的生活场景未必只是金陵所有，但诗人所见藤丝缴结、桩枝怪蟠、装点巧妙之梅花盆景却是产自金陵。明代于若瀛记载：“长干之南七里许，曰华严寺。寺僧莳花为业，而梅尤富，白与红植相若，惟绿萼、玉蝶植倍之。率以丝缚，虬枝盘曲可爱。桃本者三四年辄胶矣，不善缚则抽条蔓引，不如不缚者为佳。以故收藏难，每岁开时，但取一二本，落后则归之。”（注：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果谱卷一。）这是万历年间的情况，说的是金陵城南寺僧以桃本嫁接、缚制蟠梅的技艺，与郝经所写如出一辙。
    再看清代的情况。康乾盛世有两首关于金陵蟠梅的诗歌值得注意。一是厉鹗《金陵移梅歌为嶰谷半查赋》：“小玲珑山馆隙地，高高下下多种梅。主人性癖爱奇古，更令远访江之隈。蒋陵气暖首灵谷，花匠家多住凤台。根蟠数世仍护墢，萼点十月先含胚。殷勤拣取六七本，乘涛东下将春回。江神岂是妒花者，鱼龙鼓鬣扬其颏。封姨拗怒得无恙，园丁上番工移栽。南枝记取解束缚，凡卉见之皆舆台。清泉百道足生意，微阳潜伏扶新荄。西畴居士称好事，行厨招客衔深杯。酒阑客起寒月上，疏影一一堪疑猜。挨石鬅鬙锁水怪，循墙屈曲藏冻虺。预想他时雪满眼，仿佛此际香横苔。不须健步烦杜老，芳心更用狂吟催。”（注：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另一是全祖望《七峰草堂移梅歌》：“大江以北少梅花，相传降作杏六命。我疑陶山语未然，难缘橘户为左证。棱棱百花头上姿，肯逐黄尘易素性。迁之无道种无术，坐教嘉植困棱磴。马郎兄弟双玉雪，魂与梅花同清净。有庄明瑟如蓝田，有客看花满蒋径。暗香入梦意无厌，觅遍古欢穷绝嶝。秦淮大有槎牙种，十里江行足吟具。园官小试移山手，飞度七峰疑不胫。寂寥小雪霜叶凋，峥嵘几点春牙劲。新寒未消九九期，征风已动番番胜。乡心犹为石头悬，羁贯已随瓜步更。花王之富数花对，恰与今年梧叶称（所移共十三本）。昨闻连舟度东关，榷吏惊迓纷相遉。好事敢辞花税哆，佳话应为官阁咏。招邀更喜值同声，叩钵齐催诗思竞。我家勾余东复东，宝岩千树苍云映。当归枨触鹪鹩枝，叉手樽前醉眼瞪。”（注：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两首写的都是扬州名士马曰琯（字秋玉，号嶰谷）、曰璐（字佩兮，号半槎）兄弟从江宁采购、移植蟠梅盆景之事。马氏兄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所居对门筑别墅曰小玲珑山馆”，有红药阶、丛书楼、藤花书屋、七峰草堂、梅寮诸胜，其间藏书之富为两淮之最（注：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页。），而花树艺植之景也颇可观，厉鹗等人诗中就多有酬谢马氏花卉盆景之作。厉鹗称其从金陵移梅六七本，出于城南凤台花匠之手，全祖望则说移梅十三本，是枝干槎丫之品种，可见采办之事是分批进行的。以马氏这样的淮扬名家阔户，区区盆梅非从金陵连舟载进，并派园丁随行学习培训、轮番呵护，可见当时金陵盆梅制作技艺之先进、商品造型之奇特。
    龚自珍同时诗人对金陵盆梅制作情况也有反映。江宁侯云松《题杨石卿三十树梅花书屋》：“世人爱梅花，缩本植盆盎。拗折强束缚，偃蹇具形相。情知逊天然，聊复投俗尚。岂如子云宅，绕屋得疏放。横斜自栽种，交格亦偎傍。以此三十树，散作千亿状。”（注：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三○，光绪十一年刊本。）以盆景制作之人工扭曲反衬杨氏园林栽种之自然疏放，意旨虽在否定，但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当时金陵市俗赏爱盆梅的情形。
    上述金陵盆梅生产的情况，虽然没能找到方志方面的材料进一步印证，但还是比较明确可靠的。类似的情况在整个江浙梅产区想必也较为普遍，但金陵的盆梅无疑是最突出的，并且成了他方人士采购的品牌、学习的对象。明了这一点，对理解龚氏《病梅馆记》首举江宁之梅为例，很有帮助。想必当时龚自珍住在龙蟠里四松庵，领略到当地寺僧、园丁乃至一般市民所莳之盆梅。三十多年后的《同治上江两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卷七食货志记载：“城外凤台门民善艺花及金橘，城内五台山民善植梅，鸡笼山后人善艺菊，皆以名其业。”五台山在龙蟠里东，隔乌龙潭相望，相去不过三五里。所谓植梅为业，因处于内城，想必也应以产销盆梅为主。这种情况龚自珍的时代应该早已形成，连带附近龙蟠里一带都应有居民、寺僧以此为业者。加之龙蟠里、乌龙潭一带名家园墅分布颇密（注：顾云：《盋山志》卷三。），园丁花工中精于此道者当不在少数。这些都可能给龚自珍留下深刻印象，也可能使他顺便采购了一些。至少龚自珍离开江宁时得到了朋友的馈赠。龚自珍此行《清平乐》词，序称：“朱石梅以红梅四盎赠行。”词云：“多谢画师慰我，红妆打桨同还。”（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587页。）朱石梅，名坚，浙江山阴人，工鉴赏，擅画梅。临别赠梅，龚自珍为其作词题画。另，龚自珍友人孙麟趾此次赠别《金缕曲》中写道：“把酒留无计。渺烟波，西风一舸，载花归矣。”（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582页。）这里所说的龚自珍归舟所载，想必不只是画家朱氏所送的区区四盆红梅，一定是不少的花色和数量，盆梅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前引樊克政所论，注意到龚自珍南归当年即道光十九年八、九月间在昆山营葺别墅羽琌山馆，曾托邻人徐屏山从苏州邓尉山求梅苗之事，但一般说来邓尉山民以果梅为业，花期的旅游观赏效益只是其副，所出树种想必多属普通苗株。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二○三首写道：“君家先茔邓尉侧，佳木生之杂绀碧。不看人间顷刻花，他年管领风云色。”第二一二首：“海西别墅吾息壤，羽琌三重拾级上。明年俯看千树梅，飘摇亦是天际想。”揣摩其对所营梅景之瞻想，所求当是普通的植株种苗。而《病梅馆记》中自称“购梅三百盆，皆病者”，回家后“毁其盆”，“解其棕缚”，明确说的是出于市井花匠束缚盆栽，以蟠曲怪奇称胜的盆景制品，而江宁正是这些“夭梅病梅”的名优产地。文中所诋议的“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影响“鬻梅者”，“鬻梅者”应其所需大势“夭梅病梅”“以求重价”的情景，也正是市场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生动写照，江宁这样的盆梅生产和市场发达地区更容易给人造成此类强烈的感触。这是《病梅馆记》必作于道光二十年九月江宁之行后的又一理由。
    顺便说一下龚氏对“病梅”的态度。此前对盆梅制作表示不满或借题托讽者不乏其人，早在盆梅起初的宋代就有讽喻诋弹之辞出现。龚自珍江宁之行拜访的汤贻汾（1778～1853），退居金陵有年，就在道光十九年即有《琴隐园盆梅得地成柯赠之以诗》：“梅性自纵横，如何受束缚。欲置几席间，不同在邱壑。屈曲由凡夫，遇之得无虐。意造非天成，生趣叹萧索。一朝桎梏去，快若笯脱鹤。不嫌榛莽欺，且遂烟霞乐。苍松旧相识，相怜肯相谑。从此葆天真，年深气盘礴。”（注：汤贻汾：《琴隐园诗集》卷二四，《续修四库全书》本。）他为盆梅解缚移地，恢复其生机，可以说是疗梅救梅的先行者。但他们的议论多着眼于梅花的物性生理，其立意也只在崇尚天真，鄙弃人工；标榜率性自遂，反对屈己媚俗的品格意趣。而在《病梅馆记》中，龚自珍透过“盆梅”生产的市场化情形，托物讽世，矛头直指“病梅”产生的社会机制，表达了反对封建专制，倡导个性解放的近代民主主义先进思想。在龚自珍所说的“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三地中，江宁“病梅”生产的情形对龚自珍这一思想的触发无疑是最直接、有力的。
    综上所说，我们认为《病梅馆记》应作于作者道光二十年九月江宁之行后，而其最直接的触因是江宁颇富特色的盆梅产品，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并无大片梅花种植的江宁尤其是“江宁之龙蟠”，何以成了这篇文章的首要关注点。至于具体写作时间，从《病梅馆记》不难感知，当在购梅移栽后不久，也就是说当在龚自珍离开江宁归昆山别墅羽琌山馆后不久，一般不会延至来年。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