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天如 1933年生，江苏兴化人。复旦大学教授。著有《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等。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黄遵宪》，是郑子瑜先生1985年5月1日在北京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长篇论文，现收录于《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全文论述了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在建设中国新文学方面的历史地位及其在思想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开路作用，并梳理了黄学研究的脉络，在剖析多家成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创见。现专就文学革命中的文体革新问题，抒发个人的一点读后感。
    关于我国现代文体革新问题的研究，历来多重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并以之作为文学革命的起点。对于晚清时期所预行的“新派诗”，“新文体”，因其变革的不完全或不彻底，往往被笼统地列入“改良”或“维新”的范畴，而泛泛于具体的实质性分析，乃至对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革新主张，亦多所漠然。郑子瑜先生的黄遵宪论，却突破了这一传统的理论框架，以其充足的论证，明晰地把握并奠定了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先导地位。郑子瑜先生指出：
    黄遵宪提出改革文字和文体的创见，主张“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使“语言文字复合”而为一，这无异是提倡大众语，欲使“天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文字之用”，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言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导师。[1]
    这里，既阐明了黄遵宪倡导应用口语的文体革新主张，又指明了他在现代文化史上所起的先导作用。生活于近代史期的黄遵宪，勇于破除沿用“文言”的陈规，萌发现代白话文体的理念，是直接启示于后继的白话文运动的，不可谓不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先锋”和“导师”。
    当然，郑子瑜先生对于黄遵宪的推崇，并非仅限于文学的语言方面，而是从黄遵宪所倡导的“新派诗”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立论。郑子瑜先生说，黄遵宪“不但主张用通俗的文字写，就在思想内容上也主张革新”。文中对诸多诗篇实例的分析，已可表明黄遵宪具有“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的陋习”的进步观念，以及“对帝国主义者的敌忾同仇之气”和“对昏庸误国的清政府的不满之情”。加之，晚年的黄遵宪对于义和团的敌对态度有所转变，袒露了“义和团是贼是民”的反思，表明“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的预见。而这也正是黄遵宪高于同时代的“改良”、“维新”之辈，启示于后出的文学革命诸君的所在。经过纵横的史实比较，郑子瑜先生方才肯定了黄遵宪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并作出多种角度的审视和论断：
    当时维新派的人物中，有不少著名诗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陈宝箴、陈三立、夏曾佑、蒋观云等都是，但在诗界革命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黄遵宪。
    公度实已超越维新运动诸君子，而轶出于改良主义之前锋，矢志革新，堪称‘五四’运动之前驱者矣。(《〈黄遵宪的历史影响〉序》)
    向来的文学史家，都说公度只是旧诗的革新者，最多说他是白话诗的“先导”，而将文学革命的倡导之功，归之于胡、陈辈，我以为是不大公平的。(《〈人境庐丛考〉序》)
    黄遵宪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和实践，虽属文学形式方面的语言应用问题，却是文学革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钱玄同说过，“我们提倡新文学，自然不单是改文言为白话便算了事。惟第一步，则非从改用白话做起不可。”[2]被称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标识的胡适所著《文学改良刍议》，其所列“八事”中的“五事”，在先前发表的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曾被明指为“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即“不用典”、“不用陈套”、“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和“须讲求文法之结构”。[3]黄遵宪提出文体革新的主张，也正是在倡导“诗界革命”的初始阶段，正值他21岁的青年时期，写出“我手写我口”的著名诗句的。
    作为文体革新先驱的黄遵宪，同样是一位“白话诗的积极实践者”。至于在诗体实践上他何以未能尽脱旧体，郑子瑜先生指出，那是由于“积习已久未能尽除”的缘故，只能视为从旧时代过渡到新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局限”，而“不能苛求”，“用‘流俗语’作旧体诗写新思想这一点来说，公度实在是开风气之先”。况且，在文体革新的理论建设上，黄遵宪已经确立起“语言文字复合”的创意。
    为阐明黄遵宪倡导文体革新的理论主张，郑子瑜先生文中引证的资料主要有三：一是黄遵宪作于1868年的《杂感》诗，二是1895年刊行的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学术志》，三是1902年的《黄遵宪与严又陵书》。其中关于文体革新的主张，集中为一点，即实行以文从言的白话文体(诗歌亦然)。
    《杂感》诗云：“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诗句无多，却显露了黄遵宪在语言应用上革故鼎新的胆识，以及日转星移而不可逆转的发展观。
    《日本国志·学术志》有谓：“周秦以下，文体屡变。”“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他日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黄遵宪以更明确的语言表述了“语言文字复合”的大势和追求“通文者多”的价值取向。
    《黄遵宪与严又陵书》，则对严复用文言作翻译用语提出锐利的批评，认为其《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的译文“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已不合20世纪的时宜。建议用“造新字”、“变文体”、“仿元明以后之演义”诸法，以丰富语汇，优化行文款式，更新书面用语。它还从理论上高瞻远瞩地指出：“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足矣。”故而郑子瑜先生称此信为“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书”。
    有上述确凿的资料为证，黄遵宪的文体革新主张及其理论见地，就明明白白了。黄遵宪既主张革新诗歌文体，也主张革新其他文体，是希冀汉语书面语的全面变革的。他的“语言文字复合”论，既出于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又遵从了汉语发展的历史趋势。就语言学角度言，也不失为一种处理书面语与口语关系的理论基础。
    因此，“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体论，实质上也就是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文体革新论的延续和发展。我国现代的白话文倡导者们，无论其社会背景或文学思想有何不同，其建设以当今口语为基础的书面用语的理论体系，较之黄遵宪的文体论，无异是一脉相承的。兹节录“五四”时期有关言论如下，以为比照。
    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4]
    钱玄同：“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位不可。”[5]
    刘半农：“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则将来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之地位不止。”[6]
    蔡元培：“将来白话一定占优胜的。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7]
    胡、钱、刘、蔡诸君如是说，岂不就是黄遵宪所谓“我手写我口”的“语言文字复合”论的再现吗？郑子瑜先生说，黄遵宪是前于“五四”运动的一位“先知先觉者”，是不为过的。
    郑子瑜先生的黄遵宪论，具有史学价值。它明确了黄遵宪对于文体革新乃至文学革命的先导作用，实际上已经是把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学、文学乃至新文化的源头，从“五四”时期上推到黄遵宪所处的晚清时期。本人在拙著《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一书里也曾写到，“清末维新时期的语文改革事业，已经从近代史期的传统语言学中脱颖而出，转向现代化的新语文建设。无论是从研究的对象看还是从研究的观点方法言，维新时期的语文改革理论及其实践，均已不应隶属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范畴，而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8]可是，那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立论的，而没有涉猎文学革命的精神领域。尤其是，未能给予晚清时期语文改革倡导者们以因人而异的评价，亦未能从具体分析中发掘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精髓，以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因。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黄遵宪》论定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先导地位，是以史实为据的。而今读来，充实、信服之感，依旧油然而生，颇受教益。不过，郑子瑜先生形成黄遵宪新论的创意，并非起始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黄遵宪》公开发表的1985年。早在1959年，郑子瑜先生在所著《〈人境庐丛考〉序》里，为重新评价黄遵宪就已写下“知人论世，须得尽读其一生之所作，庶几可免于冤抑”的学术原则，指出黄遵宪具有“一些新派学人的思想和态度”，认为“就文学的形式来说，公度也当得起文学革命的开路车”。
    

附注：
    
    [1]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黄遵宪》，引自《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以下未注篇名及出处的引文均同此。又：“文字”一词，黄遵宪多用以指称“书面语”。
    [2]见《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的附言，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3]见1916年10月胡适致陈独秀的信，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
    [4]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
    [5]见1917年2月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1号。
    [6]见《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
    [7]见《国文之将来》，引自《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8]见《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