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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光明日报》2011年05月0 newdu 参加讨论

五四的天空,是爱国的天空。那一代读书人在青春年华的激情和行为,影响了尔后的九十二年,这种影响还在延续。
    当年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吹响“民主”与“科学”的号角,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这场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革命?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本报特设专版,回眸五四,重温历史。92年白驹过隙,历史现场早被风雨涤荡,流失岁月永不再来。但我们总想回眸,不为新鲜与好奇,只希望一次次的回眸,能够有益于今天的坚守与开拓。
    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入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共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编者注: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学生。5月8日拟下令查办蔡元培并内定马其昶为北大校长。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辞职”,秘密出京。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本文发表于北京《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9期,此处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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