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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伴随地域文化整合的有序进行，在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关中文学思想亦由“尚质非文”逐渐走向“文质并重”，在中晚唐则使关中文风一改北朝以降的质直朴素文风而转入雄深雅健一途。在阶层对流的背景下，关中文学趋于对文学审美特征和艺术技巧的关注，使文学交流由致用走向审美层面。但关中文学发展并不以地域特点流失为代价，对“秦声”的强调、对古淡雅健文风的持守构成了唐代文化文学“和而不同”格局的基础，并使关中文化文学同时具备开放性与封闭性。 事实上，关中文学发展和文化变迁并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文化转型的影响，它也以自己的成就和实绩积极主动地融入唐宋文化转型的进程之中。关中作为汉魏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在文化精神上历来具有以复古求通变的特点。杨炯《王勃集序》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通变观为关中文学发展廓清道路，苏颋运散入骈以求汉魏古风的文法对古文运动具有先导作用，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具体显现。但在实践层面，关中文学群体在文质、通变、复古与疑古的关系处理上却未有太多超越时代之处，这与其“合古今，散同异”（柳宗元语）的文化精神有关，也与士人对“时”、“才”、“道”、“命”的生命思考有关。 同时，关中士人诗美观崇尚宁静安详的平淡风格，中唐关中诗人对自我意识的探讨和对个体性的追求使其诗歌意象、技巧和生活空间充满主观色彩，体现出强烈的近世性特点。中唐关中文学创作的世俗化、主观化倾向，使其成为推动文化转型的有力抓手，也使中唐文学在诗学理论、文章学形态和学术阐发上都自成系统。关中“春秋学派”对中唐儒学复兴有导夫先路之功，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学派”，主张解经“破疏破注”、“弃传求经”，即是关中文化精神在经学层面的体现，而其重讥贬之义、崇君责侯之精神使学术政治化，对永贞革新具有思想影响。其“去文存质”、“疑古辨伪”之主张体现出务实的文学观念和变通的复古实践，对韩、柳古文运动导夫先路；其将章句疏证转向心性体认，对张载关学蔚兴有导引作用，亦为汉学与宋学的津梁。白居易、韦庄等人的俗体文学创作又对中晚唐文坛雅俗风格递嬗有推助作用。 因此，就总体趋势看，在初盛唐诗学批评与中晚唐制诰文的走向（文体），学士与诗人群体文化活动的意义（文人），新春秋学派的思想解放与白居易、韦庄文学庶化趋势（文化）等方面，关中文学群体之文学文化活动对唐代文学之文质、通变、雅俗和复古与疑古等文学观念的演进均有重要影响，正所谓“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刘勰语）。关中文学对文化转型的参与，最终构建起互涵同构的理论框架。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互涵关系研究”（16XZW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