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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什么是文学理论，似乎可以从一个最简单，最直观的做法开始：让我们首先看看那些被当作文学理论的既有文字材料，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如果我们找一本文学理论资料集，就会发现，被当作文学理论资源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我们翻开曾经有过很大影响的伍蠡甫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从目次上可以看到： [德] 里普斯《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再论“移情作用”》 [英] 佩特《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结论》 [法] 瓦莱利《纯诗》、《诗与抽象思维》 [比] 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富》 [爱] 叶芝《给威雷斯莱夫人的信》 …………[1] 这里面有心理学家里普斯的文章，也有诗人、剧作家的论述。在接下去的两页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意大利的马里内蒂和博乔尼为未来主义绘画所写的宣言，哲学家柏格森关于生命哲学的基本观点，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的关于白日梦与艺术关系的论述，如此等等。[2]不仅现代文论是如此，古代、中世纪、近代欧洲的文论也都是如此。古希腊的文学理论，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荷马史诗、一些著名的悲剧和喜剧诗人的著作中也留下不少精彩的论述。到文艺复兴时，但丁、达·芬奇所留下的文字，与阿尔贝蒂和卡斯特尔维屈罗的相关论述同样重要。从叙述体裁上看，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谈，他们关于自己的文学观和艺术观的宣言、通信，他们为作品所写的序跋，以至他们在作品中通过人物之口说出的关于文学的见解，等等；还有批评家关于作品的评论，他们对文学风格和流派的描述与文学史书写中所体现的文学主张，他们在对作家和作品及其与时代、社会和历史关系进行评述时所体现的方法；以及哲学家与美学家在他们的体系性的思考和理论构建时为文学所安放的位置，他们对哲学和美学上关键概念的阐释和论证——所有这一切，都能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在苏联和中国的文学理论资料集中，还包括了重要政治家关于文学的讲话、文章和批示等。 那么，文学理论到底是什么？它可以包括作家所发表的创作经验谈，他们对文学的思考，对自己的或者所向往的艺术的艺术风格的理解，以及面对批评所作的辩解，这些都可以是文学理论的材料，一部《歌德谈话录》，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影响，可能比许多本文学理论教材还要大。批评家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也可以从接受者的角度对作品做出反应，并将文学与美学、时代、社会、政治等联系起来，从而使文学的意义得到阐发。因此，它也可以包括批评家在文章中体现出的他们对一位作家，一个作家群，一个时段的文学见解和反应。一篇别林斯基的《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包含着太多理论的生长点。文学理论正是从中萌发出来的。哲学家们在建构体系时，努力在其中为文学艺术安放位置时，这些当然就更是文学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无论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还是黑格尔的《美学》，早已成为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必读书。在近代和现代，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的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以至于社会各界人士，那些对文学艺术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言论，也常常会被放入到文学理论的论述之中。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看法：文学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因此，需要从多重视角来研究它的多个方面。上面所列举的种种情况，也正说明了文学理论的这种丰富性。文学理论就是由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文字资料组合而成的。 这种常见的说法，似乎符合人们的常识。但是，它不能解释一种现象，即在古代，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实际并不存在一个可被称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学，或者文艺学的学科，也没有人试图写作文学理论或批评的历史。我们不能说，文学理论从德谟克利特或柏拉图开始，尽管他们提到了摹仿思想[3]。我们也不能说文学理论从《尚书·尧典》开始，尽管其中有“诗言志”这一朱自清所说的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4]。理论的形成，并不只是各方面的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形成的。相反，恰恰是由于理论在此后的发展，才使在此之前的言论被选取出来，获得新的解读，从而成为文学理论的一部分。文学理论的历史，与众多的理论史一样，都有着一个双向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资料的积累，对一现象认识的发展，使新理论的形成成为可能，或者说，这时会出现理论认识上的飞跃时期，一下子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理论会带来对过去资料的重新审视，从而形成对过去资料的新的解读，新的选择，以及赋予新的意义。这种理论与历史的相互制约关系，或者说理论史书写中的双向互动关系，是一种不断发生的过程。如果说要打一个通俗易懂的比方的话，我们可以从个人成长史来设喻。个人成长史，是知识积累的历史，也是理解能力，人生境界不断发展的历史。这也许相当于皮亚杰所说的“格局”（schema），“格局”同化外来刺激以丰富主体，而主体要通过“自我调节”使“格局”得到发展。[5]我们有了新的人生境界，过去的经验就会被重新审视，并获得新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当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6]时，他说的是这种境界的变化，而不是知识的量的积累。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也是如此。站在历史的新高度来反观过去，点点滴滴的过去的史料就可能获得新的意义。 这是一个不会中断的过程，人们不断地走向历史的新高度，对历史的认识也就不断地产生新内容。当然，谈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时，我们不能只是套用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在现代才出现的。当我们以现代文论、当代文论的称谓，以区别于古代文论时，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当我们说现代文论和当代文论时，是指有了文学理论这个学科，它在学科意识指导下，在学科体制中的自身发展。古代文论则不一样，古代没有称某些材料是文论，它们是依照现代文论的模式被寻找和挑选出来的。 在论述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时候，学界一般都很重视发生于20世纪初年的转型。杜书瀛先生在为《中国20世纪文艺学术史》一书所撰写的“全书序论”中提出： 我想突出强调：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由古典文论的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是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由“诗文评”旧范型脱胎出来，萌生、成形、变化、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外力冲击下内在机制发生质变、从而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是学术范型逐渐现代化的历史（现在正处在这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这是中国文论历史性的转变和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中强制性的选择，同时也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选择。因此，应该紧紧盯住近百年来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文艺学的历史发展中学术范型转换这个最显著的特点。[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