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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北一统，大量的北方文人包括姚燧、胡祗遹等，纷纷游宦江南。他们一方面将燕赵与中州的奇崛之气带到长江以南，对矫正宋季江西末流的诗法之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北方作家也受到了江南风气的影响，如随着白仁甫、关汉卿、马致远等先后流寓南方，杂剧创作的中心从大都转移到杭州，由之出现了“南来士气渐吴习，北下农讴变楚声”的现象。 由宋入元的士大夫文人，以及元代中后期受吴澄草庐之学影响的江西文派和受许谦金华朱学影响的金华文派等，则共同构成了南方作家群。相对而言，在南北混一之初，无论是选择出仕的方回，还是甘为遗民的戴表元等，他们的影响虽大，但由于南北声教隔阂已久，故多拘于大江之南。之后，随着社会逐渐稳定，大量的南方诗文作家出于应征、求仕与游学等目的，纷纷北上。其中，尤为知名者当属赵孟頫。顾嗣立对此论道：“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 元代中期，由于在学术与文化上的优势凸显，南方文坛开始壮大。这时，元杂剧与元散曲创作中心都开始南移。诗文方面，南士北上，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南北文坛的融合。元明之际的戴良在《夷白斋稿序》曾评论：“自天历以来，擅名于海内，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华柳公、黄公而已。盖四公之在当时，皆涵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摛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氏，而学问则优柔于周之未衰，学者咸宗尚之，并称之虞揭柳黄，而本朝之盛极矣。”他所提到的四个人，虞集和揭傒斯为江西人，而柳贯与黄溍是浙东人。南方作家群体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 在元代文坛上，还曾出现一个独特的西域作家群，顾嗣立称之为“西北子弟”。他曾赞道：“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当代学者杨镰在《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中作过专门统计，并称有作品传世的元西域诗人多达100人。这些西域作家“舍弓马而事诗书”，自觉学习汉文化，在文学上取得了可观成绩，足以比肩中原士大夫。诗文方面，以马祖常为例，其先世为静州天山（今新疆）人，自幼习华学，终成一代文学宗师，曾一度主持文坛，影响深远。四库馆臣就曾评论道：“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散曲方面，则以贯云石最为知名。贯自号酸斋，诗词文曲皆擅，不仅能写曲还善唱曲。孙楷第曾在《贯云石评传·序》中对他的散曲给予了极高评价，称：“酸斋的今乐府，也是第一流。”西域作家钦慕中原文化而且学有成就，他们构成了元代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相对于南北文人与西域作家，元代文坛上高丽作家群体较少被人关注。其实在元与高丽关系进入稳定时期之后，双方文化上往来密切，大量的高丽士人“北学中原”来到元大都。这些曾寓居元大都等地的高丽士人，推尊程朱理学，以汉文进行创作，有自己的代表作家，形成了一定的群体规模和鲜明的创作特色。其中，李齐贤居中国30年，诗词文俱善，著《益斋集》10卷；李榖中元进士并仕于元，著《稼亭集》20卷；李穑尝授元翰林编修，著《牧隐集》55卷。其他如郑梦周著《圃隐集》9卷，李崇仁著《陶隐集》5卷，郑道传著《三峰集》14卷，权近著《阳村集》40卷。他们著述宏富，并多流传至今，是元代文坛一个独特的客观存在，与南北作家群体和西域作家群体，共同构成了元代文学的大格局。 高丽作家群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着“优入虞杨范揭之室”与“朝鲜三千之大家”之誉的李齐贤。他在思想上三教兼容，而尤宗理学，为文不拘唐宋之限，而备述众体，万象俱备，并倡导古文，引领一时风气。不仅在中原足以追踪当时的诗文大家，而且在回到高丽之后，作为一代宗师，积极提携培育后辈，直接推动形成了高丽汉文学的黄金时期。 元代文坛的“东西南北”作家群体，由于地域文化不同而各具特色，可谓丰富与多元。与此同时，他们又多朝着一个中心而流动，元大都由之成为天下四海学者文人的汇流凝聚处。东西才俊在此切磋，南北文风在此交融，共同推动了元代文学的繁盛。有元一代，产生了有着“一代文学之盛”的元曲，而且在诗文方面也堪称辉煌。据最新文献整理统计，元代诗歌同样规模宏大，诗人超过5000位，留有诗作约14万首。当代学者陈尚君曾作过比较，称元诗数量相当于《全宋诗》之五分之三，更是《全唐诗》的两倍半。而且，不同的作家群体在汇流之后，又开始逆向回流，从而将大都文化带向四面八方甚至全世界，使得元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今天留下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