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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主体 1986年国家教委组织力量，研究外语类研究生学科与业务描述，算是一次定义学科的尝试。翌年颁布《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草案)，对英美文学方向做如下描述:“文学史研究、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学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李传松、许宝发，第376页)。但实际上，外语类院校仍存在外语与文学不分，学术与培训不分、教学与科研不分、研究型高校与普通职业教育不分的痼疾(见徐烈炯:《外语系怎么办?》，收录在《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54-256页)。外语专业仍焦虑“国家部委、国有企业、外经贸公司、部队和教育部门对于单一外语类毕业生的需求量已经降至零”(李传松、许宝发，第464页)，应对方案则是外语与职业结合。上海外国语学院最早提出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其他外院校纷纷跟进，外语系开设新闻、法律、商务、旅游等职业性专业。三十多年实践证明，学生分配就业确实好转，复合型培养实用性很强。但这是本科职业教育发展之路，重点研究性大学该如何研究外国文学? “外语专业”既非语言学又非文学，一旦将研究生教学与科研提上日程，此专业的弊端就无法回避。外语院校科研困境日益突出，教学人员从事科研是老大难。除编撰教材之外，外语师资很少原创性成 果。符合型教育往往师资仓促上马，方式像职业培训，科研难有建树。学生优势总在外语，专业不过临时抱佛脚。搞文学的无非利用外语优势，翻译文学作品或理论著作，给中文系当中介。 如教育部考评高校科研业绩，教师评职称要发论文、著书立说。结果外语院系的成果大多是介绍文学状况、追踪海外动态，缺乏原创的问题意识。其实，真问题产生在自己的生活世界，外语界应该与共同体内的同仁对话，而不是一门心思与国外交流。主体身处不同的时空，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解读，关切也不一样，生活经验规定着研究意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没有超时空的普遍意义。国别研究应扎根自己的学术土壤，置身对象之外，搭建对话平台，才有学术建树。 美国的“中国学”是个好样板，历经百年，一部部经典著作奠定了学科规范。虽然“冷战”时与中国隔绝，汉学家很少顾及中国大陆人文研究的动态，仍在“区域研究”或汉学框架内自成体系，问题意识在美国，以自己的方法研究中国，既观照美主流学术，又另辟蹊径，成果独特而深刻，不仅影响了本国学术发展，还启发了中国的国学研究。北大、清华、北外均有学者专门研究海外汉学，西方汉学给中国思想注入新活力。如果我们自主意识不够，目标不明，一味模仿西方，紧追“国际前沿”，则会沦为西方学术的原始材料输出国、或技术加工厂。 工作语言的两难 外语教学中，听、说、读、写、译几环节数写作让教师头疼。学生各项技尚能提高显著，唯写作一塌糊涂。外语院系一般强调学期作业、学位论文用外语，教师以外语授课，创造好的语言氛围，的确行之有效。但如把文学当专业，与外语习得分开考量，这种方式弊病就显现了。外语教师认为语言与文学密不可分，彼此促进。在本科阶段的确如此，本科以习得为要义，语言与文学水乳交融，外语与文学相得益彰。一旦升至研究生阶段，对学生的要求不仅是学知识，还要独立研究，让他们进入学术生产，困境便由此而生。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大都以母语为工作语言，无论专业期刊、学术会议、研究交流均用中文。学位办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教师职称也要著述，中文发表显然更现实。从研究成果考虑，也该让本地同行共享，贡献中国学术。但硕士、博士研究生常抱怨不会用中文写论文，因为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写作是外文，母语训练不够，外文写作也水平不高。结果毕业后既不会写也不愿写，直接造成外语师资科研能力低下。另外，学生用外语写论文，有时查阅国内专业期刊，本来想引用国内学者的观点，却不得不将中文译成外文，结果一个好观点经母语译成外语，又转回给母语读者，读者又在脑子里转成中文，内容在翻译的旅行中被抽空。所以，学生索性不查中文文献，只引外文成果，后果是国内学术无所寄托，花精力的研究不受同行重视，没有援引，源动力尽失。外国文学期刊上有大量论文为完成量化指标而写作，为发表而发表。结果论文越来越空洞，模仿、“组装”的论文，无所表达而硬着头皮说话，像末路科举，重形式、乏内容，学术八股盛行。 评价研究生论文，大家标准不一。有教师看重外语表达或准确性，有人关心专业研究能力，两者兼优的学生很少，结果让学生无所适从。教师授课说外语，学生讨论讲外语，不是母语则担心出错，课上常透露表演气氛、或有练口语之嫌，专业难以深究。对比美国区域研究或汉学，外语课与专业课区别开来，教语言的老师一般聘外国移民，教专业的教师则一律讲英语，论文也以英语写作。这样一来，教语言只关注外语水平，教专业则不因外语参差不齐而影响研究，关键是不奢望打鱼顺便得熊掌。但在法、德、西、意等西方语言系内，美国教师和学生则一律用外语，营造一个“小外国”。所以，我们参照其内部还是外部研究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欧洲做另一维参照 当然，中美有不可比的因素。英语乃世界通用语，中文为区域性语言，美国学生做区域研究，以英语写作直接进入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而中文局限在中文文化圈内。或许还应引入另一参照维度，即欧洲高校的外语系如何处理专业与外语习得?以德国大学英语系为例，各高校的设置非常接近，概括有四个教学方向:一是实用语言，任课教师的语言背景为母语英语。二是语言学，三是文学(其中包括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这两方向倚重有专业造诣的教师，不看重母语是否为英语。第四是TEFL(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培养外语师资。所有英语系学生必选前三个方向课程，想成为外语教师，则加选第四类课。按培养目标来安排师资，设计课程，“实用语言”是纯粹的语言训练，而TEFL又带有鲜明的职业教育色彩。对比中国英语专业，用精读课程既训练语言技能，又附带人文熏陶，再加通识教育，目标不如德国明确。 另外，德国大学的英语系，授课、作业和论文一律用英语。德、英同属一个语系，亲缘性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周期不长。另外英语系在德国学界很边缘，据说这个圈子里常发表的学者不过两百人，对主流文化影响不大。不像中国学界和思想界对西方影响的期许甚高，外国文学从不边缘。中国学术是个庞大的独立体系，有一整套独到的文化逻辑与思想关切。所以，一方面担心外语专业习惯写中文而荒疏外语写作能力，另一方面要兼顾外语界的学术贡献，两者很难兼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