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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语学科模仿的是苏联模式，乃冷战产物。与之相对应，美国高校也在“冷战”背景下创建了逻辑相似的学科———“区域研究”。随“冷战”的终结，地球两边对应的两学科，同时发生了功能性演变。中国的外语国别文学，与美国区域研究下的国别文学更接近;其仍需进一步定义与细化，才能从外语教学中剥离出来。过去行政机构按国家建设需要建立起外语教学体系，未来的学科发展之路，只能由专业学者自己完成。 被一分为二的外国文学 我们的外国文学是一级学科，但在其他国家也难找到对应的学科，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逻辑，极具中国特色。翻阅研究学科各类著述，行文风格都是先回顾、梳理一番学科史，再把涉及国外文献的译介统统归入，把学科史追溯到秦汉之际，古往今来的涉外文字交往都算外国文学。与其旁征博引，不如从学科现状入手，考察近几十年大家身体力行的工作。国内与外国文学相关的研究与教学机构有两个:一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外国文学，机构设在高校中文院系;二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在外语系的国别文学，两种“外国文学”有何异同? 有人认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以翻译文本为据，外文系采用原文。因翻译不能传达原意，所以“原语外国文学更靠近原语文学，译语文学更接近本土文学。”(高玉:《论两种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04期)其结论是外语系“原汁原味”，中文系隔靴搔痒。这种观点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当年门户顿开，国人希望了解西方先进知识，停滞多年的西方语言教育重新提上日程，特别英语是对外开放的桥梁，通晓外语便握住通向未来的“金钥匙”。但全球化的今天，这个前提不成立。无论经济、法律、哲学、历史或艺术专业的学者，无一不参照英、法、日、德等通用外语类文献。英语专业也广泛使用英译的法、德著作，学科之辨岂能以外语习得为标准? 那么，从哪个角度解读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首先应该考察外国文学如何被一分为二，然后追溯清末民国外国文学的提出、以及机构设置，再分析新中国学习苏俄模式而发生的学科史断裂;最后考察80年代外语教学和90年代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结论是，国别文学应参照冷战的遗产“区域研究”或西方外国研究学科，重新定位。 学科参照系的偏差 1997年国务院与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确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中文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以之代替原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被分割为中文下的比较文学与外文下的国别文学。但是，中文系设外国文学课并不始于此时，可追溯到晚清《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据温华考证，张之洞设计“中国文学门”时，给西国文学留下一席之地(温华:《“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与学科发展》，《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10期)。民国期间，辜鸿铭在北大授英国文学门课程(1914年)、周作人开“欧洲文学史”课(1917年)，目标都是透过外国文学滋养母语文学。虽然“中国文门”与“外国文门”为平行系别，教学理念仍属文学本体范畴。特别是周氏兄弟与胡适，要借外国文学改造中国文学，推进白话，提升现代文学水平，这与我们今天的外语国别文学思路不尽相同。外语国别文学还有另一源头，始于1926年清华成立西洋文学系，其宗旨是:“不分国家民族，将整个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看做一个整体……，要求学生学习文学史和全部西方国家文学。”(同上)而我们今天的外语国别文学特别强调语种划界，不是广义的文学框架。早在三四十年代，不少学者探讨过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应合流，外国文学因中国文学而生，其本身并无文学本体之外的独立意义(同上)。乐黛云在九十年代力主中文学里设比较文学，在北大中文系内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应该是呼应这条线索。 聂珍钊撰文，认为单一国别文学是不完整的，会造成“重语言轻文学的倾向”(聂珍钊:《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并以美国和欧洲的比较文学为例，得出结论:比较文学只是方法，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并不对立，相反，多语种外国文学须融为一体，外国文学本质上是比较文学(同上)。但有个盲点，即只参照欧美高校的母语文学系，如美国大学英语系(相当于我们中文系)，它教授母语(英语)文学的同时，也开涉及法国、俄国、德语文学课，一般用母语(英语)译本。不少大学在英语系内设比较文学专业，目的也是为母语文学服务，开阔学生视野、陶冶文学修养、滋养本民族文学的土壤，属文学本体论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只是文学众多方法之一。但这忽略了一个比较维度，即新中国外语学科模仿的是苏联模式，乃冷战产物。与之相对应，美国高校也在“冷战”背景下创建了逻辑相似的学科———“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两学科都服务于外交政策，研究对方国情、学习对方语言。随“冷战”的终结，地球两边对应的两学科，同时发生了功能性演变。没有全球视野与历史纵深，无法澄清我们的外语学科到底是什么。 如果在1997年之前，中文学科下未设比较文学，尚可横向比较欧美的比较文学，纵论民国与今天薪火相传。但当中文与外文两个一级学科下，分设了“比较”与“国别”文学，如果学科不重叠，则必各有定位，凸显自己特色。更重要的，考察学科不止于“应然”层面，即外国文学应该是什么，还要考虑“实然”层面，即新中国外语学科已走过60多年，已发展出一套独立的视角与方法。其实，中国的外语国别文学与美国区域研究下的国别文学更接近。所谓国别文学，就是不以服务母语文学为第一要义，而将对象国文学作客体，研究者与之保持学术距离，从外部做对象性地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全面掌握对象国知识，视角区别于广义文学，国别意识重于文学意识。 美国高校外语系不像我们统一划入“外国语学院”，其机构设置千差万别，但核心理念仍有可比性。它的对象国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德、意、法、西班牙等语系，属西方文明核心国家，视之为文化内部，不以外部研究对待，更像母语文化的扩展版。毕竟西方文明是一个整体，西欧与美国血脉相连。另一类则是外部研究，即所谓“区域研究”，包括东亚、俄罗斯、阿拉伯、非洲等地区，对“他者”的处理方式是对象性的，与之保持距离，即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逻辑。 区域研究与我们的外语系恰成映照。美国区域研究的文学课与母语系的比较文学课不同，不属广义文学，更接近区域研究的其他方向，为培养对象国专家。如东亚系、斯拉夫系、阿拉伯系培养汉学家、俄国专家、阿拉伯专家，毕业生一般从事与对象国有关的工作。同样，我们的外语毕业生一般也从事涉外工作，去新华社、外交部、外文出版社、外企，当翻译、当外语系教师等。而母语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无论中美都一样会成为作家、记者、编辑、语文教师、文秘等。既然外语区域专业培养“外国通”，而非一般文学工作者，那么“重语言轻文学”的现象，中美也相似。因为方法上与母语文学不同:透过外国文学洞悉对象国的文化心理、精神内核、民族品格或情感结构，国别文学与区域研究在目标与方法上耦合，不仅如此，二者在历史上也有亲缘性。回溯中国外国文学的历史、以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建制，即可以发现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