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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他”到“你”的路上 我想用“我”“你”“他”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这个世界上各种关系的历史演变情况。在古代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关于世界的想象。古代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想象世界上有三块地方，中国在中央，日本在东边，而印度在西边。与此不同，希腊人的想象则是，东边有亚细亚，南边有亚非利加，西边有欧罗巴。除此以外，在不同的民族，都有着自己关于世界的想象。在古代世界，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邻的关系。当各民族各自以自身为中央之时，多中央也就无中央，那时的世界还不是放射性的。世界是一个网状的结构，各种文化都成为网上的结，相互之间以网线联系在一起。 真正的世界中心，是在近代，才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出现的。在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随着工业革命、科技的发展、现代学科制度的建立，出现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和文化发展过程。在人类学界，出现了一种“西方”出思想，“非西方”出资料的状况。西方的学者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用从西方著名大学里学到的理论来研究当地的材料，从而发展既有理论，并形成新的思考。这时，理论是来自“西方”的，被认为具有普适性，而当地的材料，则验证了理论，有时也丰富理论。同样，理论的掌握者来自“西方”，而“非西方”的研究参与者只是“当地合作者”。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学科也存在。“西方”生产普适性理论，而“非西方”则接受这些理论，并作一些适应性的改变。 在这种状态下，形成了“主体”与“他者”对立。“他者”是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他者”是被注视的对象，我们将一些假定的共同特性投射到他们的类之上，假定他们会有什么特点。西方人假定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蒙古人具有什么特点，中国人也会假定非洲人、中东人、印度人有什么特点。这时，“他者”是一个类，具有类的抽象性。当媒体报道攀登珠峰的运动员时，会一个个地列出他们的名字，谁是队长，谁在登山队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都是有个性的人，而他们的向导，则是一个类，叫夏尔巴人。在加缪以北非为背景的小说中，每个白人都有名有姓，而阿拉伯人就是类。他写道，来了几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走了。这些人不是单个人的，而是作为类的存在。 这种将外族人“他者化”，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原本常常发生在相邻而相异的民族、种族、地域之间。近代社会以来，在欧洲人关于世界的想象基础之上，出现了“西方”与“其他”的对立。“西方”成了中心，“其他”则处在“西方”之外，成为“他者”。 后殖民运动的发展，或者经历了1960年代开始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运动以后，东西方对话，南北方对话，都成为潮流。“对话”是一个有着深刻含义的词。它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从“他”到“你”的转化。 在“西方”与“其他”的格局下，所存在的不是“对话”，而只是“喊话”，那时的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非西方”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听话”，二是“不听话”。“西方”所要做的，是对“不听话”者进行“训话”，最终使他们“听话”。 对话不是喊话，而是相互交流。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非西方”不再是作为“其他”的“他者”。这种变化，就是从“他”变成“你”。对话总是在“我”与“你”之间进行的。“你”在对面，不是一个类，而是一个个体。人们可以说“他者”，但没有人说“你者”。“你者”的说法不成立。“你”在与“我”交流，在对话中产生相互的移情。“我”可以快乐着“你”的快乐，也痛苦着“你”的痛苦，或者“我”对“你”产生各种爱恨情仇，无论如何，“你”不是一个类，而是一个站在“我”对面的个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