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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而不同”的表述引发的思考 最近参加了一个文化方面的大型国际会议，有许多国内外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人士出场。会议的规格高，气象庄严，发言者多是在学术界有着显赫地位之人。在会议上，人们在重复说一句话：“和而不同。”这句话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在国际文化界、在比较文学界、在其他各种场合，人们一遍又一遍地用严肃的口气郑重地重复。 说这句话的人是想强调，在这个世界上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在西方话语处于强势的状态下，不能搞舆论一律。他们所举的例子，来自一些先秦古书。例如，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对昭公说，和与同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婴的意思是说，要用不同的食材和佐料相配合，才能烧出好的菜肴或羹汤来。清水不能成汤，单音不能成曲，只有通过不同，才能达到和谐。 这段话的原来的语境，是说服君主能听得进不同意见，有作为臣子对君主进行规劝的意味。用在这里，似乎是要在主流话语之下，求得发声的权利。这种表述，仅仅是文化处于守势时的话语。于是，处于攻势者大喊“普世价值”，处于守势者谈“和而不同”，两相对立。这样的话，以美学原理的表述的方式出现，就被转化为文化策略。在文化外交中，我们当然要继续谈“和而不同”，描述一种从当下到未来的发展观，并将之表述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表述是华美的，也是得体的。但是，外交化的表述，有可能在重复表述中，转化为一种话语，其意义不是通过重复而得到深化，而可能会被抽空其内涵。 其实，有不同食材也不一定能成菜，而有不同的音，离成曲还差得太远。有人提出，不同的食材有了，还要看谁在掌勺。“和而不同”的道理谁都懂，但如何“和”，却有着不同的选择。“和”的道理，强调了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的认可。这种多样性，原本是由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在传统的社会里，不同的文化各自走着不同的路，形成自身的发展。当国际交往，文化间相互影响，经济上的全球化，交通和通讯现代化以后，不同的文化早就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这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状态形成以后，就有了如何综合的问题。谁在掌勺以成佳肴？谁在和五音以成美曲？这一层次上的追问必然会浮现出来。 晏婴说，“宰夫和之”。对于他来说，“宰夫”仅是一个无名的类的存在。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谁在掌勺”的问题，但在他心目中，这个问题显然并不重要。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杂五味以成佳肴，至于如何使五味调和，那已被交给了一个作为类的存在者的“宰夫”。然而，“宰夫”也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他们所继承的传统，他们通过学习所形成的行业惯例，他们的个人技能、才华和创造性，以至他在这一次的“和”的活动中的情绪状态，都决定着“和”的结果。同样，在晏婴的时代，“乐工”也常被当作无名的类的存在，但如果只是说“乐工”和五音以成曲，强调五音而忽视“乐工”的重要性，就会导致荒谬的结论。重复“和”的事实，是没有意义的，“乐工”的全部天才，都体现在如何“和”之上。 全球化所带来的，是从“多样”的分离到“多样”的并存。“文化多样性”原本是现成的事实。在世界上各个地方，由于地域和地理状态、人种和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生长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这种多样性是需要保留的，但同时又是无法保留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住在乡村的人不可避免地要涌向城市。这时，就使分离的“多样”在同一个空间中相遇。相遇可能会相融，但更可能在对话、竞争和交流。 旧式的乡村使人被迫接受同一种食谱，而现代的城市可以提供多种食谱；旧式的乡村使人被迫接受一种音乐，而在今天的大都市里，人们可以欣赏多种多样的音乐。这时，“宰夫”就不再是一个类，而是单个的人。谁在掌勺的问题，可以转化为掌勺的多样性，谁在“和”乐的问题，可以转化为音乐的多样性。这就是从相遇到并存的转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