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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没有“明心见性”的澄明理性，不具备“知人论世”的能力和“自我抒写”的才具，自然无法懂得“万不得已者”何谓也，自然不能有如林先生这样“光风霁月”的洒落襟怀，不能有如此这般“予取予求”的豁达、自如与从容。夏虫不可以语冰，这样的豁达、自如与从容，甚至不是每一个同业者都可以理喻的。 记得去年到漳州参观林先生的书画展，似乎不经意的闲聊中，他嘲笑我总是以一些纠结得不行的人与现象作为观察对象与研究对象，结果不免把自己也弄得忧心忡忡，四顾茫然。他说，在一个物质化生存成为压倒性主题而不免窘迫的文化时代中，他很享受阔大的盛唐，他很庆幸自己可以接受盛唐文明与盛唐文化的长期浸染，他很高兴以唐诗为业，徜徉其间，这至少让他的精神世界不那么狭窄，不那么荒寒冷硬。 这不是林先生偶然的即兴说法，我曾经读到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诗国观潮》，《后记》中的一段话说：“我赞成鲁迅的研究魏晋乱世与明清专制，从中找出‘国民性’的病灶来，我也欣赏马斯洛的研究人类‘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的主张，我于是想在唐文化的研究中描画出我民族肌体曾经有过的健美，但我反对以任何影射的方式去处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和现象，因为它并不‘有趣’而近乎无聊；可我却又喜欢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古人古事，企盼能在今古之间发现一条时间的隧道……力图让‘孤立’的现象在文化各因子错综复杂的大构架中找到合适的坐标。” 很显然，这段话所关涉的，不只是“术业”和“方法”的工具性选择，而事关一个人的心性、气质和风度，关乎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认同与服膺，关乎所谓“价值理想”与“人文精神”。 林先生把他的新著命名为《文本内外——文化诗学实验报告》，我乐于认为，所谓“文本内外”，意味着著作者能够入内出外，突破习以为常的定式与模式，参透审美的乃至文化的隐秘与玄机，而他所称的“实验”，则不只是一个学者的自谦，更是他所认可的某种学术的“本质”乃至“人”的“本质”所在，黄宗羲曰“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此之谓欤！ （作者：孟泽 系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