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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从林先生不厌其烦地向我阐述他的“文化诗学”观，我就一直试图跟上他的思路，也一直在琢磨，林先生的治学和思考，为什么会并不自足于他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的杜甫和杜诗，并不自足于盛唐诗歌与文化，甚至并不自足于他独出心裁的文学史与文论研究，而是再次出发，兴致勃勃地和他的学生及同道讲论起“文化诗学”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林先生揭橥“文化诗学”根本的动力也许在于，他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融贯中西，会通古今。“我们心里头需要装着一个这样大的历史文化视野，正如王国维先生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此种文化上的自觉，此种因为自觉而带来的心灵的自由与开放，或者说，因为心灵自由与开放而带来的文化自觉，才是林先生未必自觉的动机与动力，也使得他可以从唐诗，从李白杜甫那里获得别开生面的同情与了解。此种自觉与自我超越，甚至不只是要重建语境，再现诗意，召唤盛唐，而别有期许。如此，方可以理解他对费孝通先生一个说法的认同，他说，他“对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文化自觉’理论一接触就心向往之”，“‘文化自觉’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还要将民族文化置于全人类文化里面，多元统一。正所谓‘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长远看，保存民族文化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构建全人类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们的高远目标。我们将拿出什么样的‘菜单’，以之贡献于人类新文化？” 只有这样创辟“新文化”的怀抱，才是他通过“文化诗学”的倡议所表达、所激发的学术壮心与热情所在。而他作为艺术家与思想者的无可羁束的心性，则成全了他宽阔而自由的审美，成全了他严肃而通达的思考。在林先生的手眼中，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显示了崭新的含义：贯通“义理”，自然要在历史深处，包括在现实生活的纷扰中，发现人性的诗意的光辉，发现精神的同一性与心灵的同构；尊重“考据”，必须具有还原历史现场的学识、教养和方法；付诸“辞章”，则意味着获得特定心智条件下的思想力与表现力，而最终是一种明敏的感受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经济”，也不再是政治性社会性的事功，而是一种创造新文化的抱负与情怀，一种从日常生活境遇中感知“诗意”的敏锐、天真与单纯。由此出发，庶几可以接榫盛唐时代王维、李白的“大雅正声”，接榫杜甫的诗心，庶几可以造就新的“道德文章”。 如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手眼，使得林先生几乎没有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场域中那种狭隘而平庸的山头主义，那种以艰深文浅陋的伪专业主义的“领地意识”。他的治学也就如同一种源于内在生命需要的自我抒写，一种对于广大的人文世界的体认与洞彻，无须钦定，也少见功利性的自我限定，而有“万不得已者”在，他在《杜诗研究续貂》“自序”中说：“况周颐《蕙风词话》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余览杜诗，则有忧生忧世万不得已者自沉冥杳霭寂寞中来，此万不得已者，即杜之诗心也，此诗心诗意即之愈稀，味之愈浓，超越语言，超越个体之生命，与华夏文化同在，引我思，引我悟。”他还说：“人有各种骄傲，就像跳高一样，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只要不是跳木马将别人按在底下。我自信，只要给我一支笔，一叠稿纸，一杯茶，就能写文章。我们搞文学不像搞物理、化学需要实验室，外面的大社会就是我的实验室。做学问不一定著作等身，蔡元培、赵元任对学术贡献大不大？你说他们有哪些巨著？但又为什么所有学人都将他们当丰碑，对不对？学问与学术贡献真不在于你在哪里和你有多少专著、论文，还包括其他很多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