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短篇小说《吼水》，《当代》2017年第2期
    秦岭的乡村题材小说常能从判断、反思层面给我们提供探析农民本相的新窗口。他的短篇新作《吼水》与此前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借命时代的家乡》同属于“水系列”，不同的是，我们从《吼水》中看到了当下乡村叙事中非常少见的另一面：中国农民的君子情怀，并且将这一审美体验推到了新的高度。
    无论当今农村社会的变革多么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和重铸意味，但谁也不应否认以“耕读第”为价值追求的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积淀而成的农耕文明，蕴蓄其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某种程度上无不彰显着中国农民的君子情怀。可是，当下的农村底层叙事中，很少有作家在乡村的颠簸中深情回眸农耕文明在农民骨子里的闪耀。《吼水》如一股清风，它借农民、水、马三者的关系，关注农民苦难背后的人性温度，让我们看到了农民践行“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过程中质朴、厚重、温婉的君子意识。
    小说的背景是物质社会的小村尖山，为了生存，董球借助于包工头邓念泉的水柜“哄”来了媳妇，他同时默许媳妇被餐馆老板包养后去“有水的地方”。在劳动力按金钱衡量的时代，全村人依然义务为董球修建水柜。喝不上水的马报复性地咬掉了董球的一只耳朵，他只好把马卖给了“有水的地方”的马帮老板。“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董球撂下水柜工程外出打工，全村人替他修好了水柜。水，不仅唤来了董球，还唤来了妻子和一双儿女。所有的人都“归来”了，可小说中与董球同等重要的另一“主人公”——马却无端消失，把故事的空间拓展得更加深远……
    信义与承诺，是君子之道。毫无疑问，隐喻、象征意味浓郁的《吼水》是中国农民对水、对命运的一种悲怆呼唤。农民的君子情怀，就这样深深嵌入由人、水、马构成的故事脉络之中。董球对媳妇委身他人没有丝毫的抱怨，而包养妻子的老板既有当下暴发户的情感欲念，同时也承担着作为男人的全部责任；全村人在与水争夺生存权的艰苦抗争中，对董球的一连串遭遇报以同情，董球则因缺了一只耳朵无颜再见家乡父老；已卖给新主人的马试图重返尖山与董球共患难，董球却强行把马送还新主人，而新主人宁可遭受损失，也试图让马物归原主；妻子并未在老板那里养尊处优，而是领着儿女回到董球身边。这一连串看似有悖伦常的现实逻辑，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当代农民极度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
    传统道德既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又有坚如磐石的一面；价值观念既被冲击得物欲横流，又有回归理性的一面；灵魂原貌既被涂抹得凌乱不堪，又有固守本色的一面；人性形态既被消解得污浊难辨，又有体现本相的一面。这种可贵的坚守、保留、恒定、理解、宽容、馈赠、付出、给予与悲悯，是中国农民君子人格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农民以君子情怀应对市场社会冲击的重要生命线，是中国农民维系、凝聚、延续土地与日子、宗族与家风、乡情与世情、个人与社会的“君子协定”。而在那匹马——农民赖以生存的牲畜身上，我们看到的，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君子之风呢？
    《吼水》中，作者独辟蹊径地探照到了农民的另一种内心，体现出一股“载道”的文学品格，同时反思现实、认识生活、吸收西部民间传统文化。当然，对农民君子情怀的重现，仅仅是小说价值指向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可这个侧面却是弥足珍贵的，它更像对当下农村叙事的一次警示，它似乎在提醒我们，怎样以文学的名义认识真正的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