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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林继中先生，大约在十七年前，记得是在芜湖参加的一次古代韵文学研讨会上。人与名对上号后，我告诉他，我买过他的《文学史新视野》，读了有庄子所谓“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之感。以后我得到了更多阅读他的书，更多接其謦欬的时候。 一 林先生以之名家的学问是唐诗，尤其在杜甫研究上独擅胜场。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他追随萧涤非先生时完成的博士论文，萧先生在简短的评语中盛赞该著“惨淡经营”，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完善的赵注本”。对于此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被业界视为学术正宗的“朴学”工夫，林先生并无太多自我嘉许，他甚至认为，在因为特殊的机缘而拥有了别人不太可能拥有的材料基础上，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下笨功夫，冷板凳要坐得住。自然，这样的说法，也只有对一个像林先生那样悟性极高且富于积累的人，才可以成立的。 与萧涤非先生当年让他从事基础性的学术训练相比，林先生似乎更感念导师当年让他行万里路，沿着杜甫的足迹重走一遍，在实地考察中“感悟杜甫”带来的收获，感念他在厦门大学从周祖譔先生念硕士时广涉文献、泛览经史、痛读闻一多钱锺书，以及通过西方文论不断扩充自己、启蒙自己的经历。他说：我自己的研究道路“是一面抓文献古籍，注重考据、义理、辞章，一面读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谈艺录》及西方文论，注重中西互证”，因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并不自限于古典文献学的视野与学力，让林先生在观察杜甫，观察唐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史时，拥有了同辈古典文学学人少有的问题意识与思辨力，这才有他的“文学史新视野”“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以及“激活传统——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的生长点”等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属于他个人的梳理、总结和发现，才有他对于李白“大雅正声”与杜甫“道德文章”鞭辟入里的辨析和论证。他非常钦佩闻一多研治古典文学的成就，认为闻一多以现代学术意识为主导，将传注训诂纳入文化大视野，激活了这门古老的传统学科。这种“文献实证”与“文化考察”的结合，不仅将训诂学从伦理道德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出空前的能量，还在“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中，既恢复了语境和诗意，并将之融入了现代学术。他说，这就是一种自觉的“中国文化诗学”。 林先生直言，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就是回到民国那些大师，回到闻一多这样的学术路径上来，并以之为原点和起点，明白并且保守自己的身份，调整固化的甚至越位的立场，深化体验，发现问题。 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方法论的自觉，没有被那种基于个人的特殊领会而又可能覆盖文学史普遍事实的问题与方法所贯穿，文学与文学史就是一堆没有经纬、没有主脑的材料和碎片。按照稍稍“后现代”一点的理解，所谓历史，大半是书写者的历史，并没有一种本质性、一元性的存在，它存在于阐释者的阐释中，存在于不同观念、不同趣味、不同视角的特殊观照中，只有足够的没有休止的问题意识与不断的方法论上的自觉自新，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魅力不竭的经典源泉与梦幻般迷乱的历史真相。对于林先生而言，则让他近乎本能地意识到，他的理论研究与发明，并不就是“绝对真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事情都不要想一次性解决，真理可以无限逼近，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其终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