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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中国叙事”与“现代人格”的双向建构 中国启蒙话语可以上溯到清末民初的“新民”，经历“五四新文化”天真激进的话语阐释，“19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反思内省等等，这些启蒙行为的实质和内涵今天看起来，有更多精英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带着强烈的概念化和思想先行的特征。但是启蒙国民、启迪国人心智的精神建构无疑一直有着明确的问题指向性和现实意义。正所谓“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新一代作家通过“中国叙事”，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和照亮转型时期中国人精神的成长，建构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同时，在更大范围内为世界呈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普适性，从而凸显中国“70后”作家群体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韩春燕：到这里来，见识到“70后”作家阵容非常强大。文学史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叙写，文学评论是一种文学史经典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把优秀作家不断纳入到中国文学史当中，我们责无旁贷。《当代作家评论》面向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我们要设一个“寻找经典”栏目，提出经典化，讨论经典标准、经典化方式以及经典化存在问题等等。一些老作家，比如“50后”，已经迈入经典的行列，但是否是经典还是打引号的，没有经过漫长历史的考验，所有的当代评价最起码只是一个文学史的草稿。“60后”有一部分已经被锚定和塑形了，成为文学史的草稿了。“70后”作家群依然正在进行着筛选、锚定和塑形的过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优秀的“70后”作家筛选出来，进入文学史的草稿。要更多关注新一代作家的创作，大家一起把“70后”作家群体的真实面目呈现出来。中国文学的大旗到了“70后”手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大家共同携手，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写好。 沈 念：写作与态度是密切联系的，如果一定有一样东西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化影响力和受尊重的程度的话，那就只有“态度”。作家的态度像水中之盐，隐藏在作品之中。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态度真诚、善良、勇敢和正直的作家，才能获得人们由衷而持久的尊敬。 于晓威：这一代作家历史责任重大，“70后”作家未来10年的写作是非常有意味的写作，作家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群，“70后”作家的创作应该呈现出更为自觉的状态。我们进入一个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这个社会分工从体制运作角度来讲，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导致每一个工人对他最终生产的产品是没有荣誉感的，从而导致整个时代中，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社会罪恶的分担者，同时也找不到一个社会荣誉的分担者。而现在，只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拒绝了越来越明细的分工法则，以个人化的写作来呈现某种时代精神的完整性。 刘玉栋：这一代作家要想有这个突破的话，尤其是有大突破和大作为的话，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个关键。长篇小说的宽度、厚度和复杂性是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对思想、社会、人性深度的呈现也是最为深刻的，期待这一代作家拿出更多优秀的长篇作品，以自身厚重的长篇写作走向世界。 石一枫：作家担负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批判以及精神反思的责任。伴随作家海明威出现的身份是游击队长，是满世界乱窜的文化人，甚至就是一条硬汉。对于同时代的作家来说，雨果和托尔斯泰几乎是两个圣徒。在提起鲁迅、茅盾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职业作家的身份，而是思想家，甚至就是革命家。作家还是应该有一种对自我身份的反思，不要被技术困住自己的思路，更不要被作家这种身份困住思路。作家应该兴趣广泛一点，关心的东西多一点，包括对时代、生活有更多的热情和反思。一个人要想从时代里溜走是很容易的，然而作家不应该让时代从眼前溜走，应该是有热情、有激情且有责任感投入到对时代的反思批判之中。 鬼 金：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繁盛，这些长篇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写作路径，这些都是时代的一个个胎记，可能是红色的，也可能是黑色的胎记。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到达了一个高度，但还不是理想中的高度。我更加坚定个人生命体验的写作，我写我，写个人的，也是写众人的，这是人类的某种生命体验。作家应该用自身的书写照亮自己，呈现个体在时代中的情绪。我试图用情绪而不是故事留下这个时代的痕迹。任何故事都是可能编出来的，但真实的情绪不能编出来，只能通过真诚的写作在文本中自然流露。 郭海燕：作为一名“70后”写作者，在迈向而立时，我深深感受到世纪之交，几乎就在国企改革阵痛期的同时，严肃文学也在遭遇着难以言喻的困窘、困惑，这让无数个体在遍尝社会转型期的特色苦乐时，历经着时代赋予的别样沧桑——这种沧桑，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底色，打开并锻造了观察世象的文学眼光。在数字化、信息化、自媒体化的今天，我们写作者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裴指海：这10年来文学最迷人之处就在于众声喧哗。资讯发达，文化多元，价值观多样，自媒体火爆，每个人都急于表达。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这也是表达。“70后”作家逐渐走上了舞台， “70后”代表作家多，代表作品少。这个判断简单粗暴，却也和流行的段子一样，有时也有道理。这可能与作家身处的现实及表达的现实有关。“70后”作家是最热衷于描述现实的，但很不幸，现实根本就不买他们的账。表面上看，这似乎理所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观念，去年的社会观念可能和今年就不一样，相应的，文学作品也立即会“过时”。前几年还很优秀的作品，很可能很快就会被社会文化思潮从根本性上否定，没有了作为文学作品存在的合法性。作家面目各异，各写各的，说不定忽然有一天，伟大的作品就在伟大的时代出现了，我对熟悉的“70后”军旅作家充满信心。文学像服装、家具一样，使用久了都会生厌。一代作家引以自豪的东西在下一代的手里可能成为背景而失去其让人注目的地位。文学通过背离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正统而实现革新。作家是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读者未尝不也是这样，他们也喜欢新奇的事物。我们必定会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文学。 黄孝阳：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中的一种，才能向死而生。今天许多小说文本的思想深度甚至要落后于普通公众，除了自以为是的道德感，连起码的逻辑与常识都不具备，这怎么可能让读者对他们的大作有兴趣？小说家要在路上，要有对世界广阔性的追求，在这个奇异旅程中，不断地发现自我与另一个维度的事实，这是“广度”；“深度”是小说家终其一生要与之搏斗的事物。 小说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根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不断认识，以及基于这个认识基础上的“对激情的赞颂，对美的迷恋，对神秘性的渴望”等。人类正在进化，文学亦不例外。写作者需要有其他的职业身份，否则他就是个拍惊堂木的说书人。这个职业身份提供着一群人理解世界的观念、视角与经验（他是对他们的概括），一个可以信赖、值得尊重的知识结构。说书人不是不好，但是犹如“读者体”与“知音体”，他们说的每个故事，与真正的智性与德性毫无关系。在这个蜂巢结构的信息社会里，文学，不仅是中国的文学，都在迎来一场根本性的“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