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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涵养中国文化自信力，抒发所来之地的历史 对于新一代中国作家来说，随着新世纪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转变，重新理解中西方文明成为一种必要，而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重读和体悟则是中国青年作家进入全球文化语境的身份签证。这无疑恰恰印证了刘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观点。“70后”一代作家在中西方文化平台上从事写作，他们切入历史的方式更具备现代个体的主体性和反思性。现代资本在吞噬中国传统伦理风俗的同时，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阙如。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裂变，仅仅对于过去传统净化式的追忆无法抵达当下社会最为幽深的区域。新一代作家更多将视域从纯粹的乡土、传统和伦理叙述，扩展到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探究和考量。 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不断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方案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些讲话要求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整个文学界和作家队伍要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文化自信对于今天特别重要。我们这一代作家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这一代的阅读范围广阔，对世界的了解便捷。与此同时，我们又进入一个消费和物质的时代，生活节奏快，呈碎片化状态，作家的心灵和灵魂怎样和这样一个时代对接，并且在对接过程中，尽量减少错位，这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重新回望。文化自信对于今天在座的“70后”作家特别重要。当下国际文化交流广泛，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中，国家真正意义上增强软实力，还是要靠文化建设，要靠文学艺术，这样才能提升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希望“70后”一代作家自身要树立文化自信，另外确实要不断提升文学修养，进一步提高写作能力。在座很多作家都写出了非常好的作品，有些作品已经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我想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总是寄希望于年轻的作家，寄希望于具有创造力、思想开阔、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希望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能真正出现一些高峰的作品，出现一些跨时代的大作家，为中华民族全面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黄咏梅：感谢鲁院今天做的这么一件事情，将“70后”作家召集在一起，谈谈自身的写作。我们开始在写作中有了年龄感，表现在写作上，是对这个世界不断增加的参与、表达的愿望，恰恰在安静中谨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一个中年写作者的姿态。“70后”这一代作家，总是被人说写得太小，写得太日常，写得太没有责任感。似乎只会写当下，写自己，写人性。事实上那些看似重复、经验、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作家笔下那些浓密的日常生活场景中，都显现着其不可剥离的文化属性，而文化就是历史的另一种存在，这些历史与当下的生活一直发生联系，并通过作家的主体感受和表达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用自己的话语讲述那些看不见的留存、割不断的传承以及如影相随的命运，写出那个不曾看到过的历史，从日常生活中聆听到的历史的回声。 哲 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温州的文化格局是不够大的。我作为一个出生和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作家，无论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必定会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但是，作为我来讲，首先是领受了温州和温州文化对我的恩惠，也是现实生活和文学土壤对一个作家的作用，让我拥有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大概有三年左右时间，我一直困惑于“格局”这个词，更困惑于如何突破温州文化对我的反作用。有一天，读《史记·太史公自序》时，突然似有所悟。温州其实只是一个支撑点，是体察这段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支撑点，有这个支撑点，整个人就不会飘浮在空中。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讲，可以吸收西方文化的各种营养，可我觉得真正的文学土壤还应该是先秦以来的道和儒，还有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释。 黄孝阳：传统小说的美学原有过辉煌，当下更臻成熟丰腴。它是对唐诗宋词里古典中国的传承及叙事，汉字的象形、会意之美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贡献。传统文本所承载的诸子、儒释道等，至今也在塑造着中国人最根本的性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发扬，是一个持续近百年的过程，是古老中国对世界的吃力打开。近30余年间，中国的小说家把西方同行几百年里做的事，用汉语及只属于他们的中国经验再做了一遍，涌现了一批值得后来者脱帽敬礼的文学经典。所以我总是不无偏执地认为，谁说当代中国小说是垃圾，那叫哗众取宠。或者只能说他被那些“集权的婢女”与“市场的妓女”弄花眼了。但问题是，传统虽好，已然匮乏。 李 浩：中国作家眼光更加开放，更加尊重知识智慧，不再简单依靠自身的经验。讲述中国故事成为相对普遍的自觉，作家更多注意到日常发声，对民族文化差异强调，对陌生化和独特的成长经验的强调。中国作家更加重视审美，小说必须是一件经得起拆解的艺术品同时又不显得做作。 阿 舍：写什么比怎么写要重要许多，我的作品背景越来越多地移向自己少年成长的西部戈壁，作品所呈现的文学主题逐渐集中于亲情与血缘、故土与记忆、家园与远方、身份与命运的原因。这种改变是基于我对自己能力的认知，是通过阅读和创作实践得到的认知。文本的话题也越来越集中于亲情、梦想、信念、身份认同，以及人的褪变与异化。对于这个转变与调整，因为它拥有过于突出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所以，力图突破地域和时代局限，让它们携带的情感，更朴素、纯正和真挚。 弋 舟：创作依然表明一个小说家的职业感和尚未消减的写作能力与虚构热情。写作令我进入了应有的工作状态——得以从纷扰的世相之中抽身，心怀莫名的伤感，沉浸在一个小说家应有的情绪里。如果说这种情绪异于常态，也并非在否定常态的合理，而是深感写作者岂能深陷在“常态”的泥潭里。谁都知道，“常态”会如何地消磨人。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便是对“常态”的抵抗。它让我的眼睛不只是盯着微信上的朋友圈，盯着貌似孤立的一桩桩社会事件，而是极目远眺，凝望那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发着光的雪山。 黄孝阳：我们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开放、多元、充满悖论，极其复杂的，且日趋复杂的社会；一个世俗趣味高涨、工具理性蔓延、拜物教横行的社会；一个不再询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询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的，个人即最高价值的社会。但我们的文学实践远远落后于这个现实。很多作家处理的还只是一个伪现实，很难理解这个当下，理解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是这种悬崖瀑布式的发生，这种发生还将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波澜壮阔的现实；这种发生与中国人固有的性灵或者说文化基因又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又将在何种层面上重新塑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密码？作家应该关注社会的公共话题，探究人类共识的基本价值观，了解各学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人类社会当下的形态及可能趋向……它也对作家的思辨能力、逻辑能力等提出更多的要求。作家不能再沉溺于书桌前的美学，沾沾自喜于那些乏味的叙事圈套。对公共话题的思维方式及语言系统，会让小说更丰富，会让作家有一种哲人的目光，起码思想与道德不落后于普通人。作家应该从每天都在野蛮生长的现实中汲取力量，这需要更多的智慧、理性和真诚的勇气。 东 君：我们的写作正越来越趋同，这与期刊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无关系。中国文学期刊之发达，有赖于庞大的作家群体。但反过来说，期刊也在“支配”着作品。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我们的文学格局、写作方式和发表途径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结果是，我们很可能会写得多，思考得少。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想试着从期刊所培养的文学趣味与固有习气中慢慢脱离出来，沉潜几年，写出几篇真正经得起掂量的作品。我感到焦虑的是写作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一是我还能写多久；一是我是否还能写得更好。前者让我感觉到自身的局限性，后者让我看到写作这条路子的一种可能性。 计文君：文学资源对于作家创造的影响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小说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对话，和此前处理此类问题的全部小说家的对话。这使得我们的写作免于一种无效的写作。这种要求生效的写作，对于小说家的文学资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开始审视自己的文学资源构成，尤其对自己相当长时间十分依赖的中国传统文学资源进行了再次厘清，很多作品进行重读。此外，对于中外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了重读。另外增加的一部分阅读是新型经济著作，也增加对类型文学的关注。必须认识到，窗外的世界已经改变了。 东 紫：每一个时代出生的作家都注定将自身的文化气质与时代的文化基因相结合，进而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方式来呈现社会生活。“70后”作家身处社会快速的变革之中，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数字化科技的应用，对人际关系、社会分工、城市和乡村的改变等等，产生着史无前例的影响。时代的大潮在我们眼前滚滚而行，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冲突、融合，及与之相关的抗拒、接受、反思，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既让我们感知到乡村经验的流逝和更新，也体会到城市经验的膨胀和自我消化；既体会到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感知到在膨胀的物欲里被挤压被丢失某些精神元素的悲哀、疼痛和渴求。信息化的高度发达，既养成了作家的惰性，也使“天下无奇不有、天下无新鲜事”。这既使得全体国民的“人生经验”雷同性增加——不管是发生在城市还是乡村抑或异国他乡，只要网络能覆盖的地域，几乎都能同步获知，原本的所谓城市经验、乡村经验、地域经验、民族经验、性别经验或某些独特的领域经验等，被广泛传播的同时也被混合、淡化。这一代人的创作被所谓的“经验”围困之时，鲁院提出这个议题，让我们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一次反思和反省。 新一代作家更加关注现代日常性经验所透露出的隐秘社会生活史，在对地域、文化、身份和传统的认同过程中，更新自己的文学资源，从知识结构、知性思考、人性深度和文学独特性等方面重溯经典，涵养中国文化自信力，抒发所来之地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