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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会长、《中国赋学》主编、《辞赋》编委会主任、《中华辞赋》顾问。曾受聘为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并受邀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海外高校作学术讲座。主要论著有《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国文化史论纲》、《老子讲读》等。 我们讲读国学经典，何谓经典？在古代有所专指，比如《史通·叙事》记述：“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指的是儒家的典籍。今天我们讲读经典，太专或太狭，显然不合时宜，古今中外的典籍，其中有大量的经典，但也不能太过泛化，导致“经”非经，“典”非典，所以概括而言，只有经过历史检验和洗练的、承载文化传统之积极精神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书籍，方可奉为经典。在《庄子》的《天道篇》中有段“轮扁答桓公问”，说的是齐桓公在堂上读书，一个制作车轮的人在堂下问桓公“读什么书”，桓公回答“圣人之言”，轮扁问“圣人还在吗”，桓公说“早死了”，轮扁说“那你读的只是古人糟粕”，指读的是死人书，也就是读死书。我们姑且不说后面的桓公的质疑与轮扁的解答，仅就轮扁所说的话，却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经典视为“死书”来读是没有意义的，读经典是一种与古人的对话，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方能汲取精华，有益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与人生修为。这也是我想讲的“阅读经典与人文情境”。 我们读经典，要有情怀，参与其中，所谓“不隔”之心境。当然，从人生的阅读史来看，随着阅历的不同，读书情境或有不同，当下的生存状态也影响读书心态，所读“对象”的不同，也有情境差距，比如明人陆时雍说“诗道雍容，骚人凄婉”，意指读《诗经》与读《离骚》情境不同，所谓读骚“如逐客放臣，羁人嫠妇，当新秋革序，荒榻幽灯，坐冷风凄雨中，隐隐令人肠断”（引见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甚至“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心各异，不能雷同。所以，我说的人文情境，是指凡读中国古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择要谈四点： 道德情境 中国古代文化以伦理文化为主，最重“礼义”，礼的精神彰显于道德观，礼的形式则所谓“衣冠礼仪”，“文章光华”。而“道德”一词，重在“德”，“道”是通往“德”的途径。道德崇高而广大，然古人讲究“践履”（即实践），所以示知广大民众，德教最初或最基本归于一字：孝。“孝者，教也”，教育之教的字源来自孝，所以《孝经》中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古代的农耕经济，极重血缘与家庭，而孝敬父母，友于兄弟（所谓的“孝悌”）为其思想核心。孔子教弟子，也重一“孝”，以之为本，但如何将个体的“孝”发展为“孝文化”，将孝的教育转化为孝的情怀，由此，古人提出了“孝养”、“孝顺”与“孝敬”三层次的义理。《孝经》说：“百善孝为先。”孝如何表现，首在“养”。古代是农耕经济，生活取资劳作，“孝”字取“子”负“老”形象，“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今天的老人已有社会保障，但作为儿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养之义不可丢，养之心不可无，落实到物质层面也是必需的。所以我尝戏对自己的博士生说，你们工作后领取第一个月工资，一定要送父母些什么，第二个月工资买点小礼品给老师也可以，天地君亲师吗！由此“孝养”的生发，中国文化极重“养”，我们讲“养胃”、“养气”、“养生”，古人如孟子也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于是我们谈胸襟谓之“涵养”，讲文明称有“修养”，实际都由“孝养”而来。 然而，孝仅限于“养”可否？我们来看《论语·为政》所载孔子答弟子问的一段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刘宝楠《论语注》引孟子说：“养而不爱，豕畜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是生存之“养”，还是孝道之“养”，前者同“犬马”，后者乃“人伦”，所以关键在一“敬”字，做到了“孝敬”，才是孝文化的核心，人对“孝”有了“敬畏”之心，才能内化为道德的情怀。古代所推崇的“二十四孝”，其中虽有偏颇，但大多数的故事，显然是这一情怀的形象化表述。在“孝养”与“孝敬”之间，还有“孝顺”，《礼记·中庸》记载孔子曰：“父母其顺矣。”说的是子女对父母之依“顺”中的孝“义”。过去传说闱场中一则笑话：说某举子考经义（八股文），正遇上“父母其顺”题，考文关键在“擒题”，此课宜抓住“顺”字发挥，而该生则误以“父母”开题，所以文章首句却写了：“夫父母为何物也？”改卷官见到很气愤，于是戏批曰：“父，阳物也；母，阴物也。阴阳交汇，生足下之怪物也。”这虽是笑话，但讽刺读书人竟然不通孝顺之理，却是深刻的。 回到刚才说的孔子说孝敬，敬，就是敬畏，所以宋代理学家为人、治学，无不倡导“居敬”，这是由孝义的敬畏，扩展到对人生与事业的敬畏。而中国文化经典中为何反复强调“敬”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纯粹性宗教的缺失有关。清人沈德潜编《古诗源》收录第一首诗是相传帝尧时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上帝的无奈，是中国人自主力量觉醒的时代强音，但同时从反面理解，人无敬畏之心，往往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这也是先贤之所以重道德自律与反省，乃至“敬畏”的意义之所在。当然，这种孝敬的道德情怀并非“唯我”的，而在于推扩，这就是《孟子·梁惠王上》中引述孟子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赵岐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爱我之幼亦爱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转之掌上，言其易也。”这已将个人道德提升到一种社会道德。这种推扩功能，又以个人道德为中心形成完整的社会道德体系。如《礼记》中的《大学篇》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宋人朱熹以此教学，视为“大学八条目”，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试想，一个人不知“行己有耻”，不懂“仁则荣，不仁则辱”，焉能修身，不修身，又焉能治国呢？ 说起中国文化典籍中的道德传统，自然想起“高山仰止”这句话，这又使我联想到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两座山，一座是“昆仑山”，我称为“神山”，一座是东岳“泰山”，我称为“人山”（仁山）。昆仑是诸神所在地，如大神伏羲、西王母都是昆仑之神，周穆王西行与屈原放逐，均向往昆仑之墟，如《离骚》“邅吾道夫昆仑，路修远以周流”、李贺《马诗》“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昆”，追寻的是一种神秘的生命之源。说到泰山，不妨再说一则传说，乾隆五十岁生日时登泰山，拟写书法时想起诗圣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于是想用“一览众山小”写一横幅，不料“一”字写得太高，“览”字又为长体，所以踟蹰而不下笔，文臣纪晓岚在旁立即解围，说“陛下登泰山而小天下”，于是乾隆改“一”为“而”，写了“而小天下”四字。因为孟子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先父允臧先生也曾过泰山写诗云：“造化钟灵人杰在，名山圣哲两依存。”泰山之尊在于孔子，孔子之尊在于整理六经，有一个“周公梦”（即梦周公的礼治梦），构建一个以德教为中心的礼义共同体。在古代，无论君王，还是臣民，都要居职以德，即“有德者居之”，而防止败德、失德。而德的实行，又是孔子所说的“因民所利而利之”的治国理念与社稷情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