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有关“饥饿”的小说，不过这里的“饥饿”与“外公”被暴政施加的生理性“饥饿”没有本质的关系——仅仅是一个女性“创伤”的心理学开端，因此，作为一部“饥饿小说”的《松林夜宴图》显然就与我们熟悉的《绿化树》《狗日的粮食》《米》《许三观卖血记》《棋王》《夹边沟纪事》等作品不同，前者更像是《饥饿的郭素娥》与《饥饿的女儿》的当代变体，有着显而易见的女性写作特征，并呈现出诸多与当代性相称的复杂的、悖论性的镜像，从而把“饥饿”从历史、生理、性别的层面推向小说观念、主体建构的层面，并最终将文本和叙事主体彻底消解。
    《松林夜宴图》设置了一个历史性、政治性“创伤”的开端，当然，这一开端不过是一个假象，小说的叙事朝向宏大叙事、历史化经验虚晃一枪，然后经由“创伤”的代际传播急速奔向“女性”及其身体，完成了一次关于女性命运、女性创伤的不无“奇特”之处和戏剧化的“重述”。“外公”的故事和他的“饥饿”，以及白虎山上的累累白骨、《松林夜宴图》那隐秘的沉默，构成了“李佳音”无法忘怀的、个人性的“创伤”记忆。在加布丽埃•施瓦布 (Gabriele Schwab)关于“创伤”记忆与书写的研究中，她指出：“集体创伤以各种曲折的方式传给个体。有些个体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灾难性创伤的重创。然后，借如影随形的生存策略，创伤变成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防卫和否认、不断重复的创伤变成了第二自然。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创伤粗暴地中断了时间之流，瓦解自我，戳破记忆和语言之网。”“李佳音”就是这样一种集体创伤的承受者，她几乎是命定地陷溺于回忆的“灵魂监狱”，患上弗洛伊德所讲的“命运神经症”，生活在可怕的诅咒之中，无论如何逃离、流浪、反抗都似乎无法挣脱。她与“罗梵”的爱以及这一“爱”的消失、重现、死灭，构成了“李佳音”独特的精神“秘穴”：“秘穴是失败的悲悼的结果。它是自我在心中为失去的爱恋对象准备的墓地。失去的爱恋对象如活着的死者，被藏存在自我内部。秘穴是内在空间中充满忧郁和悲哀情调、模仿创伤损失的建筑结构。”这一“秘穴”对于“李佳音”而言，既是女性的一种防卫机制，类似于很多女性主义观念和女性主义写作中的“私人性”，以及相应的“幽闭倾向”与“逃离冲动”，同时又是《松林夜宴图》的最为重要的叙事动力，这两者被孙频冒险性地纠结在一起，或者在她看来，女性精神和身体的“秘穴”就应当淋漓尽致地去呈现“饥饿”、探究“饥饿”，哪怕最后被“饥饿”吞噬。
    当年红极一时的“私人化写作”，曾经陷入这样的悖论：女性作家们试图“突围”，但最后却变成了一次“突围表演”，一切渴求都更加无助，一切“创伤”都沦为毫无意义的“符号”。孙频在《松林夜宴图》里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重复着这样一种悖论，“李佳音”的“秘穴”需要保持内在的沉默以隐藏秘密和创伤，以保持一种与世界的微妙的分离状态，而孙频却采取了相反的叙事策略，她把女性主体的“秘穴”植入现实和日常生活的核心地带，让它去面对甚至回应它根本无法安置自身的各种“喧嚣”。一方面，政治创伤被以“秘密”和“恐惧”的形式植入女性的成长经验，“李佳音”与作者孙频、诗人余秀华和横行胭脂（小说中大量引用和化用她们的诗歌）、“常安”、“白小慧”等结成一个潜在的女性同盟，她们自由而浓墨重彩地表达着女性的诉求、渴望、痛苦、纠结、抗争、流浪、溃败、哭泣……悖谬性地凸显出了女权主义者所否定和批判的、男权的期待视野里的“女人气”（womenliness）或“女性性”（femininity）。另一方面，孙频又策略性地把女性的“秘穴”与艺术的神圣化、神秘化，把女性的孤独与艺术家的孤独构置在一个平行的叙事空间中，始终保持着某种依存关系和对话关系；小说中植入了大量艺术经验，古典的、当代的、美学的、资本的……以期用“艺术”来强化和烘托“女性”的经验、命运。这两个方面在“李佳音”（或者也同时在作者孙频）那里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主体想象：“艺术家，一种怪兽与斗士的混合体。一个被大众嘲笑的符号和意淫的诺亚方舟。她是被贬黜到人间的地藏菩萨，即使她身上的泥塑金粉败落，可她的内胆也仍然是一尊菩萨。所以当她和她们同处于一间办公室里的时候，尽管她让自己处在一个位于她们下方的水底世界，她们乘坐的划艇恰恰位于她的头顶之上，但她的每一寸神情每一条丝巾每一只耳钉都在无声地叫嚣着，她和她们是不一样的，她是不可能和她们一样的。就算她每天早晨乘两个小时的地铁来上班，就算她三十多岁了还一无所有，她也是和她们不一样的。”
    然而，真是不一样的吗？“不一样”不过是女性艺术家关于艺术和性别“界限”的一种抽象的假想：“到最后，生活中的一切必须要被给予某种形式，甚至连反叛也是如此。最终，一切都会变成生活中巨大的陈词滥调。”（马洛伊·山多尔《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人在最饥饿的时候会做什么？”孙频把“饥饿”作为窥探“当代性”的一个心理学窗口，她把“李佳音”塑造成一位阿甘本意义上的“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对它保持距离”的“当代人”：“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并“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当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外公”、“罗梵”就是这黑暗光束，而自身内部的“秘穴”、共同体的“秘穴”、时代的“秘穴”亦是这黑暗光束。然而，“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尼采），《松林夜宴图》探究“饥饿”最后却成为“饥饿”的表征，小说成为一个有关“饥饿”和“喧嚣”的文本，一个总是被饱满的“饥饿感”控制的文本：女性是饥饿的、艺术是饥饿的、历史是饥饿的、当下是饥饿的……过多喧嚣的“饥饿”事实上把“饥饿”解构了，“饥饿”失重了，“李佳音”最后所谓“失去了恐惧之后的任性与骄傲”、“生活失重之后近于荒谬的喜悦和轻盈”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的错觉，而“她对她即将看到的东西越来越确切，清晰和渴望”，也同样不过是一种幻想：一切都会变成生活中巨大的陈词滥调，你越是穷形尽相地试图去呈现它，就越是如此。
    小说的结尾有一种奇妙的“不合时宜”感，或者说是孙频有意识地把小说“封闭”起来，既然未来是不可期的，那就把一切生硬而决绝地交付给“历史”：“画中的女子静静地站在雨中，不知在那里等待什么。”
    等待什么？等待“饥饿”在下一刻继续占有我们，等待疑问在下一刻继续拷问我们：“人在最饥饿的时候会做什么？”，或者，进而言之，小说、小说家在“最饥饿”的时候会做什么？
    这也许才是《松林夜宴图》给予我们的最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