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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主要从事新时期小说批评工作。一次偶然机会，旧体诗词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近年来，他的研究工作在“新文学”与“旧诗词”间展开，他形容自己的状态仿佛“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历史里”。 从研究西部作家进入文学批评 博士毕业后，李遇春来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刚开始的一两年，他对于今后的研究领域很迷茫。“既然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就一定要介入当前文学创作的前沿。”李遇春说。于是，他选择对西部作家进行跟踪和研究。“这对于我来说一半是机缘遇合，一半是研究的自觉。”李遇春提到，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是张贤亮，后来参与小说家档案栏目，研究陈忠实、贾平凹，乃至路遥、红柯、李锐等，他们都是西部作家。 “当代文学批评习惯直接援引西方文学理论，寻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实践嫁接或融合，往往出现生搬硬套现象。”李遇春说，他的文学批评开始也缺少理论反思意识，带有理论崇拜色彩。近些年来，他逐步萌发了一种较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摸索了好多年，逐步有了这个想法。”李遇春说。 “形证”、“史证”、“心证” “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所著《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方面剖析艺术的生成。20世纪后半叶，戈德曼和埃斯卡尔皮又相继把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研究中重视客观实证的科学精神。”李遇春说，在相关理论的启发下，结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他提出了实证的文学批评方法，包括“形证”、“史证”、“心证”。 具体地说，“形证”是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审美形式分析，强调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如文字、语言、结构、叙事、修辞、版本等层面切入。通过分析进而揭示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史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如自然、社会、历史、经济、伦理、宗教的语境来解释文学作品或作家的意义与价值。“心证”致力于对作家的心灵世界、作品的思想世界、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意义世界进行深度追问。“心证”偏重于内部取证，一般倾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作家的个人性或私人性材料。 李遇春表示，“形证”、“史证”、“心证”的三位一体，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流行的“文、史、哲”合一的批评范式。其中，作为审美形式批评的“形证”是前提，而作为社会历史批评的“史证”与作为心理或哲学批评的“心证”，则保证了以实证为核心的文学批评形态的外在广度和内在深度。 以旧体诗词深化当代文学研究 2004年，在协助其导师於可训主持编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过程中，李遇春尝试在每一年适当编入一些有历史感的旧体诗词。遗憾的是，考虑到篇幅及体例等问题，最后编年史中放弃了旧体诗词部分。然而，这激发了李遇春对旧体诗词的兴趣。从此，他开始了一手写小说评论、一手研究旧诗词的生活。 对旧体诗词的研究，李遇春搜集了各种现当代旧体诗词作品集。“收集资料非常困难，必须花大量时间。”他说，不过随着资料越来越多，视野也被不断地打开。 “宏观的论述必须建立在微观的剖析之上，必须要有坚实的微观个案文章来支撑和建筑。”李遇春说，他研究的一个重点是选择典型名家个案，逐一透视，以点带面。由于曾对新中国前30年的新文学史做过较深入的探究，他选择以1950—1970年代新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作为研究突破口，探究百年旧体诗词从“现代”到“当代”的转型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推出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一书广受好评。目前，他正在编撰《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稿（1912—2000）》。 “研究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不仅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走向深化，还能推进中国现当代新文学研究走向深化。”李遇春表示，近年来，他着力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就是得益于旧体诗词研究的启示。在他眼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并没有与传统断裂，而是呈现出中西会通、古今融合的新形态。 记者 明海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