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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中国文化报记者在京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赵仁珪先生。听他谈治学之道和学术心得，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记者：您师从启功先生，能否谈谈启先生的治学之道对您的影响？ 赵仁珪：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当代文化名人、文化大家，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不可估量。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历制度，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攻读古典文学，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在先生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影响了我的人生观。我在36岁时能够得到这样一位文化大家的谆谆教诲，有缘领略他的学人风采，体会他的至善至美。到后来毕业留校任教，再后来又帮助他整理口述史、注释论诗绝句等等，和启功先生有了更多接触，吃了很多“小灶”，得到很多“偏食”，这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第一，启功先生博大的人生境界，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第二，启功先生能将艺术学术化，又能将学术艺术化。通才通识，融会贯通。这里的“通”，是真正意义上的“博观约取，由博返约”。第三，启功先生有着高度的学术自信力，敢于大胆创新。他的书画理论核心就是破除对古人的迷信；他的诗词尽管受到“不庄不矜”之类的嘲讽，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这种创新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真正博学的基础之上。比如他在阐述古典诗歌时说过：“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这种鲜明的观点，这种轻松朴素的语言，没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面了解是难以表达出来的。先生虽然自称“中学生”“副教授”，但他有着长期的治学实践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他的“文凭”不是由谁颁发的，而是真正由“自己写出来的”。第四，启功先生特别强调实践，注重培养动手能力，鼓励学生不要仅仅背诵那些空洞教条。他在教学实践中还特别注重个别辅导，这种辅导常常用聊天方式进行，聊着聊着，就聊到学术上了，常常会有书本中读不到的惊喜。 记者：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多年，出版多部专著，其中不乏精辟的治学理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治学心得吗？ 赵仁珪：不敢当。我的治学道路基本分为两个阶段，前十二三年，我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重点是唐宋诗词。后十六七年，转向了启功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目前在写一部《启功评传》，包括生平、人品道德、人格魅力、书法、鉴定、学问、诗词、教育等，力图呈现先生一个完整的风貌。现在已经完成了80%，年内肯定交稿。 我自己治学过程中有一些反思，倒可以谈一谈。第一，受启功先生影响，我认为做学术文章一定要有鲜明的观点。比如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宋诗纵横》，我对前人关于宋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等观点进行了辨析，对“江湖派”诗人这种不科学的说法等进行了辩驳。撰写《禅学要义》时，我在关于禅学之外，还注重了对禅、诗关系的阐发……当然，治学不能为立论而立论，不能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如果仅仅为了评职称之类目的来治学，炮制出来的大部分就会是学术垃圾。第二，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应该以文学性为主导，不应该用文学之外的条条框框来束缚文学性的研究。比如在谈到文与道的关系时，如果仅以“文以载道”来概括，其实就是贬低了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这个说法之外，唐代的柳宗元等人其实还有过“文以明道”“文以传道”等不同观点。曾经有一些学人论述古代作家，习惯分为四大块内容：一生平，二思想，三作品思想内容，四作品艺术特色。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条条框框。我在写作《宋代文学史》时，就曾打破这种条块八股，从“世风、士风、诗风”三者关系角度谈说宋代文学概况。第三，我认为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诗词研究中,应该提倡一种鉴赏学。创作学必须建立在鉴赏学的基础之上，鉴赏学则是为了提高创作水平。现在很多鉴赏还是“情景交融、语言流畅”之类滥俗文字，对作家和作品的体会不深。我们不能用千人一面的风格和死气沉沉的老八股来评论诗词，应该用美文评美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