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后作家林森的长篇小说《关关雎鸠》（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版）具体书写的，是发生在海南一个名叫瑞溪的小镇上的故事。那么，在题材的意义上一向习惯于用“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来加以描述的中国当代文坛，小镇或者说小镇小说的出现，究竟应该如何被理解与定位呢？所谓小镇，顾名思义，一般是指在居住人口规模上少于县城但却又明显多于普通乡村的居民点。除了人口的相对集中之外，小镇较之于普通乡村的一个突出特点，恐怕就是商业性活动的明显增多。很显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不可避免的城乡二元冲突中，小镇乃是介乎于城乡之间的城乡结合地带。既然属于城乡结合地带，那么，城与乡的若干特点就会同时体现在小镇身上。较之于更为偏远的乡村世界，小镇固然更容易感受现代化冲击下时代风气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作为广义上乡村的一部分，小镇其实还是保留着许多传统的观念与习俗。也因此，我们寻常所谓的城乡二元冲突，很可能在小镇生活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最为典型。
    小镇在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之所以会日益引起作家的高度关注，渐趋火爆，根本原因其实正在于此。某种意义上，路遥那部曾经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中篇小说《人生》，乃可以被看作是新时期文学中所谓小镇小说的始作俑者。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年轻的八〇后或者九〇后作家，也先后把他们的艺术关注视野转向了更容易凸显表达城乡冲突的小镇。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家，就是颜歌。长篇小说《我们家》，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其中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叫做平乐的四川小镇上。颜歌之外，另一位长期把自己的艺术关注视野集中到小镇生活之上的八〇后作家，恐怕就应该是海南的林森了。早在《关关雎鸠》之前，林森就已经出版过一部名为《小镇》的中短篇小说集。这部《关关雎鸠》，从书名看虽然貌似爱情小说，但实际上却依然是小镇那充满错综复杂矛盾冲突的日常生活的真切记录与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林森当然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小镇小说家。面对着这位年轻的小镇小说家，我们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深入解剖探究其小说文本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艺术方式呈现表达他所凝视理解的小镇生活的。
    “关关雎鸠”是《诗经》中首篇《关雎》的第一句话，在一般的理解中，《关雎》通常被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在这部《关关雎鸠》中，所谓的爱情描写只占了总篇幅很小的一部分。这样，问题也就来了，既然并不是一部以爱情书写为基本题旨的长篇小说，林森为什么把它命名为“关关雎鸠”？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信服青年批评家项静给出的答案：“小说题为‘关关雎鸠’，古人以雎鸠之雌雄和鸣，以喻夫妻之和谐相处，雌雄有固定的配偶，又被称作贞鸟。但在这部小说里，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共同经历漫长一生的老潘和黑手义两个老人悲伤无解的友谊，黑手义跟儿子们吵架后，到老潘家过夜，两个老头在空空荡荡的屋内说话。话少的时候，烟瘾就重，烟头的火光在黑沉的夜色中暗了又亮亮了又暗。两双老眼相对，把夜晚无限拉长。小而言之，两个人是瑞溪镇无力的守护者，大而言之，他们是活力充盈、给子孙们安居的广厦式中国乡村、小镇社会老去的背影，而《关关雎鸠》就是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①将关注点落脚到老潘与黑手义两位老人的身上，对“关关雎鸠”的语义有所阐释，毫无疑问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无论如何，老潘与黑手义这两位人物形象在林森的《关关雎鸠》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究其根本，这两位人物形象的重要性，与林森在小说中所特别设定的“父—子”冲突的艺术架构紧密相关。
    倘若从“父—子”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分析《关关雎鸠》，那么，这部以瑞溪镇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就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说。因为占据了故事中心地位的，实际上正是老潘和黑手义这两个家族。黑手义和老潘都是从乡村迁移到瑞溪镇的：“店主叫黑手义，是老潘的老朋友。没迁到镇上以前，他和黑手义已相识多年，一起到南渡江打过鱼摸过虾，也一起偷过生产队的番薯。”黑手义多年前就炒得一手好菜，“多年以后，黑手义把灶前挥铲的功夫发挥出来，率先在镇上开了饭馆。老潘是晚他一些时日才迁移到镇上的，那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了。”老潘之所以也要搬迁到镇上来，是因为他杀得一手好羊。用黑手义的话来说：“要吃羊，得吃老潘杀的，其他人摸过了，能吃吗？羊肉不像羊肉，带着鸡屎味，还吃什么吃？”一方面，老潘的杀羊手艺的确精湛靠谱，另一方面黑手义的广告也非常形象生动，两相结合的结果，自然就是老潘挤掉了另外两户杀羊人的生意，把杀羊彻底变成了一桩独家生意。老潘迁移到瑞溪镇上生活的时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就意味着，林森小说主体故事发生的时间，显然已经是一九九〇年代之后的所谓市场经济时代了。“进入1990年代乃至于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所谓市场经济的到来，中国彻底进入一个经济时代，步入了经济飞速迅猛发展的快车道。经济的飞速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自然也就是城市化步伐的日渐加快。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城市化的疾速发展本身，乃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时代真正形成的一个突出表征所在。晚近一个时期以来，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11年12月19日正式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称，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一数据的发布，就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②
    之所以要强调林森小说的故事主体时间是一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的时代，意在凸显这个时间段的瑞溪镇，也如同中国其他的城乡结合带一样，处于所谓现代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之下。面对着来势汹汹的现代性浪潮，类似于瑞溪镇这样的城乡结合带曾经所固有的那些传统的逐渐衰败与崩解，就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结果。某种程度上说，林森《关关雎鸠》所真切描述记录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演变运行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被林森巧妙地转化凝结到了具体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之中，更准确地说，已经转化到了“父—子”冲突的基本艺术架构之中。
    具体来说，小说中的“父一代”主要指老潘与黑手义，而“子一代”分别指潘宏万、潘宏亿与许召文、许召才兄弟俩。首先必须稍加辨析一下的，是老潘与潘宏万、潘宏亿他们兄弟俩之间的关系。就血缘伦理而言，他们之间毫无疑问是一种祖孙关系。因为其中还夹杂有潘江与陈梅香夫妇这一代。但从一种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我们却更愿意把老潘与潘氏兄弟俩看作是一种“父—子”的关系。这里，一个强有力的参照系，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就血缘伦理而言，巴金小说中的高老太爷与高觉新、高觉民、高觉慧他们兄弟仨之间，也是毫无疑义的祖孙关系。但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们却往往会把他们祖孙之间简直就是势不两立的对抗立场，归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父—子”冲突的谱系中加以理解分析。而且，恐怕也只有做这样的一种理解，所谓五四新文学中“弑父主题”的表达方才成为一种可能。既然有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先例在，那我们把林森《关关雎鸠》中老潘与潘宏万、潘宏亿兄弟俩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冲突的层面上阐释为“父—子”关系，同样也就是可以成立的。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整部《关关雎鸠》最主要的矛盾冲突，事实上正发生在以上两个家族的“父—子”之间。
    首先是老潘与潘宏万、潘宏亿兄弟俩。少年的潘宏万与潘宏亿兄弟俩，曾经给老潘带来过巨大的惊喜：“让老潘惊喜的，是潘宏萍的两个弟弟：潘宏万和潘宏亿。这两个臭屎绝顶聪明，举一反三，读书时向来以嘲讽老师为己任，偏偏又成绩太好，老师也不好多说什么。”对于这样两个绝顶聪明的后代，老潘自然满心欢喜，寄予厚望：“老潘最满意的，就是在两个孙子的名字里，塞进了‘万’字和‘亿’字……潘宏万和潘宏亿读书那么聪明，还不是因为他老潘给取了好名字？——老潘确信这是最本质的原因。”但谁知，随着他们年龄的自然生长，他们不仅没有如老潘所愿，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反而事与愿违地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变成了社会与家庭的累赘。哥哥潘宏万，从高二开始，成绩即一落千丈。他所真正热衷的事情，是如何成为学生帮派中的老大。成为帮派老大，也还罢了，尤为令老潘感到震惊的一点是，他竟然胆大包天地把女同学的肚子给搞大了。眼看着潘宏万在堕落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老潘只好想方设法地有所挽回。他想出的办法，是四处借钱给潘宏万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跑客车。在老潘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制止潘宏万继续堕落下去：“难道你不想找正经活干？想马上发财的，要么赌，要么卖白粉，你看看，这些人都什么后果，输光的，被抓的。你难道要走他们的后路？”没承想，开上客运面包车没多久，潘宏万就伸手向父亲要钱买摩托车。原因只在于，他要买的这辆摩托车，乃是别人偷来的赃车，所以价钱才特别便宜。然而，天下毕竟没有白吃的果子，没过了多久，偷车贼就落入法网，并且供出了消赃的下家。眼看着潘宏万在劫难逃，为了保护儿子，潘江主动承担罪责，最终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遭遇了如此一种打击之后，潘宏万顿觉人生一片灰暗，连同他所寄身于其间的这个瑞溪镇，也变得令人窒息起来：“当从公路两边的绿色水田中远远看到瑞溪镇歪歪斜斜的灰色房子，他心里涌起的，是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情绪，他知道，这就是他生长多年的地方，今后还要继续过下去。这个逼仄的镇子，和他同呼吸，长成他身上的疤。可他多厌烦这个地方啊，那么小，那么狭窄，和关着父亲的监狱有什么区别呢？”
    弟弟潘宏亿的情况，显然要更为糟糕。潘宏亿也曾经是一个神奇少年。当时的他，不仅考试成绩优秀，而且还在瑞溪镇的军坡节上有过走在仪仗队里的荣耀。然而，随着赌博、吸毒等邪恶事物在瑞溪镇的出现，毫无定力的潘宏亿，慢慢地沾染上了各种可怕的恶习。首先是赌博：“张小兰在这群中学生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老潘的孙子——潘宏亿。潘宏亿和他弟弟张小峰是新街小学六年级的同班同学，关系挺好，上了镇中学后，还同一个班。”还只是中学生的潘宏亿出现在啤酒机赌场，当然与赌博行为紧密相关。但与赌博行为相比较，更为可怕的一点是，在曾德华的教唆下，潘宏亿竟然染上了毒瘾。这样一个消息，对于老潘来说，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一听说潘宏亿吸毒了，他脑子顿时空茫茫，没有如听轰雷，只是淡淡的，什么都空了，步子轻飘，整个人像飞起来。”其实，对于巨大家庭灾难的来临，老潘早有强烈的预感：“赌场、毒品……像风一样，正在瑞溪镇各个角落弥漫，正在日渐渗透宁静的日子，正在把一栋建好的房子的地基抽掉，今后还会有什么呢？一切都会坍塌，一切都在沦陷——连让歪嘴昆提振精神的法子都是让其去嫖妓了，还有什么是坚贞不变的？”忧心忡忡的老潘想：“小镇上发生的一切是不是很快就要蔓延到他家里来了？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也不晓得即将面临的灾事将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但他预感到了。”等到从张小峰处获知潘宏亿吸毒的消息的时候，老潘那可怕的预感终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面对着孙子的堕落，老潘倍感痛心：“还用想吗？肯定是偷啦。我老潘家出贼子啦，哼哼，很好啊，多少代了，终于在这一代看到贼子啦……曾德华去偷对面大肚成的修车店，你还吹喇叭赶呢，现在呢，哈哈，你和他一条路上的人啦，他给你吸粉，呵呵，结拜兄弟了吧？”然而，尽管老潘为了帮助潘宏亿成功戒毒，干脆就焊了一个大铁笼子，把潘宏亿关了起来，但终归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最后，潘宏亿也没有能够成功地摆脱毒瘾的控制。等到已经戒毒十多年后的潘宏亿重新染上毒瘾之后，老潘终于感到自己束手无策了：“对于老潘来说，找大肚成再焊一个铁笼，需要的勇气，要远远超过十几年前。当时他心气还足的，可现在……连老朋友黑手义都屁一样消失无踪了，他能硬得起心肠面对潘宏亿在铁笼里困兽般的吼叫？”
    然后，是黑手义与许召文、许召才兄弟俩。黑手义有着非常严重的“军坡节恐惧症”：“早到而加重的‘军坡节恐惧症’，和杨南从今年年初把女儿、儿子安置在新街有关，和当年那场发生在他家里的打架有关，和杨南的儿子垂着双手等在他店门口有关，和杨南来寻他帮忙他却拒绝有关……临近军坡节，黑手义不得不把每件事都与自己的心病联系起来……”那么，黑手义究竟怀揣着什么样一种不可告人的心病呢？却原来，黑手义的心病，与他的家庭变故紧密相关。这一点，恰如六角塘婆祖所言，“前面的事做不好，后面的事怎么能做好？房子的地基没埋好埋正，墙能不歪？”更直截了当地，婆祖直指他的家谱问题：“有些事，要从家谱上清理起，谱上写不清楚，生活中能不乱？”黑手义的家谱果然存在问题。他和他的前妻，是整个大队第一对离婚的夫妻。离婚后，他的长子张孟杰随同母亲一起离家。多年后，孤身在外打拼的张孟杰，主动找上门来试图认祖归宗，但却因为遭到许召文、许召才兄弟的强力阻拦而未能变成现实：“黑手义当时就想起了张孟杰，那个归来寻祖却在店里被打得一身是血再无消息的张孟杰，他应该姓‘许’的，他应该叫‘许召杰’。黑手义再翻家谱，总觉得现任妻子所生的大儿子许召文前面，还有一个空空荡荡的位置，那个位置被黑手义亲手挖空了。现在，最关键的不是谱上有没有写着‘许召杰’这三个字，而是这三个字所代表的那个人的认祖归宗之路，已经被黑手义拦腰斩断。”其实，真正狠心斩断张孟杰或者说许召杰认祖归宗之路的，并不是黑手义，而是许召文与许召才他们兄弟俩。究其根本，许氏兄弟之所以一定要阻止张孟杰认祖归宗，乃完全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道理说来非常简单，少了一个张孟杰，自然也就排除了一个瓜分父亲黑手义未来遗产的对手。
    我们注意到，小说中，黑手义与老潘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把各自家庭出现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当年的搬迁至瑞溪镇上生活：“老潘抬头望着瑞溪镇那让人发蒙的街巷，内心空茫，瑞溪镇，终于成了囚禁他一生的牢笼。那年黑手义志得意满地让他搬到镇上，说镇上是另外一个天地，是一个能让人存活得更好得地方。他就带着全家上来了。当时，他何尝想到，这是一个奔往牢笼的过程呢？若是继续在村里，在那几亩地上日出日落，全家人或许不会是今天的面貌吧？或许，老伴，陈梅香……应该还在……或许，儿子不会在监狱，宏万不曾退学，宏亿没有吸毒……”按照老潘的设想，假如他们还依然生活在较之于瑞溪镇偏远许多的村里，在那片土地上过着日出日落的农耕生活，那么，所有悲剧性的故事就都不会发生。
    林森的如此一种情节处理方式，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1980年代初期路遥的《人生》。在那部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中，出生于贫瘠乡村的男主人公高加林特别向往城市生活，千方百计地也要去往县城生活，并且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或许与那是一个现代化叙事初始深入人心的时代有关，在高加林的人生理念中，县城生活乃是较之于乡村生活最起码要高一个等级的文明的所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再惨重的代价，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都是值得的。然而，令人多少感到有点震惊的是，时间仅仅过去了不到二十年，到了林森的《关关雎鸠》之中，曾经为高加林们所无限向往的，类似于瑞溪镇这样介乎于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世界之间的城镇生活，在黑手义和老潘此类人物的心目中，就已经发生了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经受到了强有力的质疑与否定。在老潘和黑手义他们的理解中，无论是潘宏万的把女同学肚子搞大，还是潘宏亿先后沾染上的赌博与吸毒恶习，抑或是许召文和许召才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于张孟杰（或者许召杰）认祖归宗的百般阻挠，都与相对于乡村世界更接近于现代性事物的瑞溪镇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虽然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相距甚远，但由于较之于偏远的乡村，类似于瑞溪镇这样的城乡结合带显然更容易习染感受时代风气之变异。唯其因为瑞溪镇更接近于现代世界，所以老潘和黑手义他们才会视之若洪水猛兽，才会把所有问题生成的根源皆归之于这座小镇。
    小说中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就是三多妹的非法集资事件。“三个月前，南渡江北岸的三多村一个名叫何海妹的到处宣扬，说她正在帮人集资，做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利润极高，谁要是有钱投进去，每个月可以到她那领取百分之二十的回报。”如此之高的回报率，较之于银行的存款利息，可是高了太多。一时之间，瑞溪镇及其周围的人们纷纷趋之若鹜地把手中的钱投到了三多妹那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许召文和许召才兄弟俩，就连潘宏万，也蠢蠢欲动地想要把自己的面包车卖掉，去参与非法集资。他们的这种行为，毋庸置疑地遭到了黑手义与老潘他们的坚决反对。“黑手义觉得钱都要靠苦力赚来，这些来得太容易的钱，不可能不是陷阱。黑手义说不清哪不对劲，但，肯定是有问题的，他警告许召文不要涉水太深，免得淹死，可现在，他拿到了一千块，投钱就更积极了——小儿子许召才也即将被拉下水！”面对着三多妹非法集资的所谓高额回报诱惑，假若说黑手义还曾经一度有所动摇的话，那么，老潘却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明确的反对态度：“是啊，谁信？不仅仅是我，清楚三多妹这么赚钱的人多了去了，可为什么还是继续送钱？很简单，他们太贪，都想赢一把……宏万，便宜占不得，你想占‘落漆三’偷的摩托车，已经把你爸送到监狱里了，难道现在还要把全家输光？好了，吃了水，解解渴，就去开车吧。苦做苦吃，别想着暴富。”到最后，面对着三多妹必然的携款潜逃，如同许氏兄弟这样的被骗者只剩下了徒唤奈何的份。但请注意，正是在三多妹非法集资事件中，凝聚表现着“父一代”的黑手义和老潘他们，与“子一代”的潘宏万潘宏亿、许召文许召才他们之间人生伦理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在“父一代”的老潘、黑手义那里，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可能获得生活的回报（黑手义“觉得钱都要靠苦力赚来”，老潘认为“苦做苦吃，别想着暴富”），而到了“子一代”的潘氏与许氏兄弟那里，却已经置根本的劳动伦理于不管不顾，只是一门心思地寻找着生财的捷径，期盼着天上真的能够掉下馅饼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赚钱是唯一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何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哪怕巧夺豪取，哪怕招摇撞骗。从这个角度来看，《关关雎鸠》中黑手义一家围绕张孟杰（也即许召杰）的认祖归宗问题而发生的激烈冲突这一故事情节，自然也就被作者赋予了深厚的象征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祖先崇拜的重要，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以祖先崇拜代替宗教崇拜。这一点，在乡村世界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张孟杰（或者许召杰）的认祖归宗，我们很显然只能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认识。如果说张孟杰（或者许召杰）的认祖归宗行为，与黑手义热切企盼张孟杰（或者许召杰）能够成功地认祖归宗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对于祖先崇拜这一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自觉维护，那么，许氏兄弟对于这一行为的百般阻挠以及最后的阻挠有效，就意味着对于祖先崇拜这一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破坏与颠覆。
    无论如何，在“父一代”的老潘与黑手义他们的理解中，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瑞溪镇，由于受到外来所谓现代化风气习染影响的缘故，诸如赌博、彩票、吸毒、非法集资等一系列带有邪恶本质的事物都已经悄然出现，一切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因为被冲击而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一切都已经“礼崩乐坏”。令“父一代”倍感痛心的一点是，曾经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子一代”竟然全无幸免地都被这些邪恶的事物所蛊惑而身陷一种堕落的状态。
    由此可见，林森《关关雎鸠》一种重要的叙事语法，就是非常巧妙地把抽象意义层面上现代性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具体转化为“父一代”与“子一代”之间的“父—子冲突”。而正是这一点，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名作《白鹿原》。《白鹿原》与《关关雎鸠》，一个聚焦二十世纪前半叶激烈冲荡的现代历史，一个主要表现当下所谓市场经济时代的现实生活，从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很是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尽管两部长篇小说的表现对象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就小说艺术结构冲突的设定方式，以及现代性与文化传统的深层冲突的思考表达而言，二者之间的确有着鲜明不过的相似性。
    但在把林森的《关关雎鸠》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进行相应的比较之前，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关关雎鸠》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已经达到了能够与《白鹿原》相提并论的地步。很大程度上，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一部透视表现所谓革命现代性与传统宗法文化秩序之间尖锐冲突的长篇小说：“作为白嘉轩与鹿子霖他们的‘子一代’——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白孝文等人，在接受了所谓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后，纷纷背弃了乡村世界传延已久的宗法文化传统，纵身一跃投入到了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必须看到，‘子一代’的反叛行为确实受到了白鹿村人的强力抵制。比如，‘更使黑娃恼火的是他自己在白鹿村发动不起来，他把在“农讲所”听下的革命道理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人家，却引发不起宣传对象的响应。’以至于，鹿兆鹏只能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万分沮丧的黑娃：‘黑娃你甭丧气，那不怪你。咱们白鹿村是原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知县亲自给挂过“仁义白鹿村”的金匾。’鹿兆鹏与黑娃他们的革命行动之所以在白鹿村施展不开手脚，显然是白嘉轩他们所一力维护的宗法文化秩序发生作用的缘故。此处之所谓‘仁义白鹿村’，凸显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意味。然而，尽管革命现代性遭到了白嘉轩他们的拼力抵制，但正所谓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白嘉轩他们的悲壮努力最终也没有能够抵挡住革命现代性的滔滔洪流在白鹿原上的席卷一切。正如同陈忠实所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面对着革命现代性这样一个无法理解的陌生事物，白嘉轩最终只能是目瞪口呆‘气血蒙目’。‘气血蒙目’，发生在白嘉轩参加了黑娃被处决的大会之后，是冷先生对于白嘉轩病症之诊断结果。在我看来，小说中的这个细节所具有的象征意味格外显豁。一个‘气血蒙目’，一方面表现着白嘉轩对于革命现代性的巨大隔膜，但在另一方面却更表现着他对于革命现代性的拒绝与排斥。尽管说白嘉轩肯定从理论上搞不清革命现代性是怎么一回事儿，但这个却并不妨碍他亲眼目睹带有鲜明暴力色彩的革命现代性对于白鹿原、对于乡村世界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对此，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有着特别真切的记述。自打‘交农’事件发生，乌鸦兵进入白鹿原，鹿兆鹏与黑娃他们闹腾着搞农会起始，曾经恬静自然的白鹿原便不再安宁，暴力就成为了一种笼罩性的巨大存在。请注意朱先生的这样一种感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滋水县的县长撤换了四任，这是自秦孝公设立滋水县以来破纪录的事，乡民们搞不清他们是光脸还是麻子，甚至搞不清他们的名和姓就走马灯似的从滋水县消失了。’正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里，陈忠实很显然是在借助于朱先生的感受，象征性地书写20世纪前半叶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朱先生之所以要刻意地编撰县志，实际上正是为了把这风云变幻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在朱先生把白鹿原上的革命现代性形象地称之为翻来覆去的‘鏊子’的精彩比喻中，陈忠实对于革命暴力所持有的批判否定立场，事实上也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一部《白鹿原》所竭力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恐怕正是一幅面对着革命现代性的步步紧逼，乡村世界中的宗法文化谱系节节败退乃至于最终彻底衰败崩溃的整个过程。”③同样是现代与传统，在《白鹿原》中，具体体现为革命现代性与宗法文化秩序，到了《关关雎鸠》中，则具体体现为经济现代性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二者之间艺术思维方式上某种一致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与此同时，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两部长篇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都是依托“父—子冲突”的设定而得以充分凸显出来的。林森《关关雎鸠》中的“父—子冲突”状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相当细致深入的梳理，而《白鹿原》的空前成功，也同样与“父—子冲突”的艺术设定紧密相关：“只要认真地读过《白鹿原》的人，恐怕就不能不承认，在这部小说那样一种只能以盘根错节称之的复杂矛盾纠葛背后，其实潜隐着两大文化价值观念根本对立的阵营。一方面是包括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鹿三等人在内，当然绝对少不了关中大儒朱先生，由他们组成的中国乡村宗法文化阵营（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略加辨析的是，尽管说在围绕争夺白鹿村以及家族自身的统治权力方面，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存在着不无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如果着眼于一个更为阔大的社会历史层面，那么，白嘉轩与鹿子霖显然还是属于同一个文化阵营的。明眼人对此不可不察）。另一方面，则是由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白孝文等人组成的所谓革命者阵营（请注意，尽管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党派之争，但如果与白嘉轩他们那个阵营相比较，他们显然能够被归入同一个革命阵营之中）。”④
    但同样是对于“父—子冲突”的书写表现，陈忠实、林森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却已经很明显地与五四时期有了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差异：“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都知道，‘父—子’冲突，乃是新文学作品所集中书写表达的重要主题内容之一。然而，同样是对于‘父—子’冲突的艺术表现，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品截然相反。如果说其他那些作品的基本价值立场主要是站在叛逆者的‘子一代’来反对保守传统的‘父一代’，那么，《白鹿原》就显然构成了一种反向书写。尽管说对于“子一代”的人生选择也不无“理解之同情”，但相比较而言，陈忠实的价值立场，显然还是更多地站在了白嘉轩他们‘父一代’的一边。进一步考察，即不难发现，其他那些作品之所以会站在‘子一代’的立场上反对‘父一代’，潜隐于其后的，显然是一种追新逐异的历史进化论逻辑，一种过于相信未来许诺的时间神话。相比较而言，陈忠实的《白鹿原》则明显地反其道而行之，当他毅然决然地站在白嘉轩、朱先生他们的文化立场上对于‘子一代’的人生选择进行否定性指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依托于传统的文化资源对于所谓的革命现代性提出了真切深刻的质疑与反思。”⑤陈忠实的《白鹿原》如此，林森在他的这部《关关雎鸠》中也同样非常坚定地站在了以黑手义与老潘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立场上。从历史的纵向跨度来说，中国作家由一百年前的站在“子一代”立场上批判否定“父一代”到当下时代的站在“父一代”立场批判否定“子一代”，真正可谓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个中滋味，细细想来，的确意味深长，值得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然而，请注意，尽管从表面上看，无论是陈忠实的《白鹿原》，抑或还是林森的《关关雎鸠》，都突出地体现出了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性价值立场，但这却并不就意味着对于现代性的简单否定。粗略回顾现代性发生以来的历史，我们即不难发现，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即时性质疑与反思，其实一直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层面上说，对于陈忠实和林森他们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那种文化价值立场，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将其理解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及时的自我批判反省。
    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承认“父—子冲突”表现中的伦理追问与思考是林森《关关雎鸠》最主要的思想艺术价值所在，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长篇小说某种多义性特征的具备，不能不强调作家对于王科运这一形象的刻画塑造，充分体现了林森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关切与思考。时运不济的王科运，在小说中不无讥讽色彩地被戏称为“半脑老师”。这位王科运，曾经在镇中学教授过初中物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点是，“一个国线大学毕业生，不在大城市发展，回到这个地图上没有痕迹的小镇上当中学老师，一时让很多人想不通。”事实上，王科运的现实遭遇，与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于那场政治运动的介入有关：“王科运在大学期间，曾和同学一起密谋策划过一些事，牵涉到八十年代末那次大学潮，他没上北京的街头举过旗，更没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绝食喊口号，甚至还没来得及在自己的学校游行，已被同学告发，计划流产。”计划流产倒也罢了，关键问题是，他的学籍档案由此而有了所谓“污点”，他毕业后一直没有正规单位接收的凄惨遭遇，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万般无奈之下，王科运只好回到瑞溪镇上的中学教书。然而，好景不长，只是到了数年之后的一九九三年初，王科运就因为所谓的贴大字报诬告校领导贪污的事件而被停职。虽然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王科运绝非诬告之人，但他的由此而从一位教师变身为卖粽子的街头小贩，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的问题在于，遭受如此一种重创之后的王科运，并没有汲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干脆就变成了瑞溪镇上各种大小事件的及时报道者：“王科运的报道领域很快扩展，不限于揭露校领导的贪污，谁家婆媳争吵，谁家兄弟分家，谁家买白小姐的彩票中了头奖，都曾在他的大字报上以大标题形式出现过。”为此，王科运曾经多次惨遭相关当事人的极端报复，严重时甚至会被折磨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死心眼的王科运却咬定青山不放松，对他而言，说真话，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伦理。为了维护这种“说真话”的神圣伦理，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不惜付出任何惨重的代价。
    事实上，由王科运的这种“说真话”行为，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联想到“文革”后的巴金老人。巴金老人晚年最重要的写作成就，是被文学界普遍誉为“讲真话的大书”的五部《随想录》。在《随想录》中，巴金老人从自己一种真切的“文革”体验出发，认为导致中国社会乱象纷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缺少“说真话”的勇气。在他看来，只有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坚持“说真话”，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但悲剧性的一点在于，一直到现在为止，巴金老人“说真话”的真诚愿望都依然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关关雎鸠》中坚持“说真话”的现代知识分子王科运的悲惨命运，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点。作家林森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借助于“父－子”的冲突，通过黑手义与老潘这样一些“父一代”人物形象相对成功的塑造，呵护坚守着诸如“劳动至上”“祖先崇拜”等传统的伦理价值，另一方面，也通过现代知识分子王科运悲剧性命运的形象展示，强调着诸如“说真话”此类现代伦理价值的重要。能够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将以上两种殊不相同的思想价值倾向以兼容的方式同时表现出来，所充分说明的，正是林森思想艺术包容性的具备。
    注释：
    ①项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载《西湖》杂志2015年第11期。
    ②王春林《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症候》，载《民治·新城市文学》2016年春季号总28期。
    ③④⑤王春林《重读<白鹿原>》，载《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注：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