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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巴金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他，他说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其实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一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我取走这篇《怀念曹禺》，后来发表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告别他时，巴金对我说，他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1998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周年祭。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然而，不到一年，巴金病危，不得不切开气管抢救，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不可能写下去了。 于是，《怀念曹禺》，也就成了巴金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发表的一篇作品。 巴金的最后几年，心里有激情，有想法，却不能写下来，继而，他连与人交流的能力都没有了。一个一直想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不能靠作品与读者交流，只能这样无奈地与读者告别。我想，这是巴金晚年的最大痛苦之一。 人们以往谈到巴金，时常只局限于他的文学创作，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巴金还是一个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5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到1957年与靳以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直到2005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十几年间，出版一百多种作品，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汪曾祺、黄裳、黄宗江……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而问世。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巴金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文革”刚刚结束，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同时亲自确定《收获》杂志的重点作品的发表。此时，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水运宪、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从维熙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一直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返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这些年，从我熟悉的萧乾、严文井、荒煤、卞之琳、谌容、从维熙、冯骥才、沙叶新、张辛欣等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地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巴金心底一直拥有爱。批判丑恶，反思历史，解剖自身，倡导说真话，无不是因为他心里充满着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深沉之爱。晚年病中的巴金，如年轻时候一样，心里一团火，他愿意用作品、也用点点滴滴的具体行为，将真诚的爱传递给读者和陌生的人。 后来，我了解到，许多年里，每当得知哪个地方受灾，巴金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他十分关心“希望工程”，总是想着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到底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资助贫困学生，没有完整统计过。他用的化名，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是《家》和《随想录》的作者巴金。不仅仅如此，即便在巴金去世之后，九年来，巴金的儿女继续遵照父亲的遗愿，仍旧匿名向受灾地区和贫困学校的孩子们捐款。巴金，没有离开我们。 三十年代初，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说过：“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晚年他又说：“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那么，在纪念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就让我们读他的书，体会反思精神，勿忘每个人自己肩负的责任，用爱充实自己，在独立思考中前行。 如今，人们追思他，纪念他，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从《家》《春》《秋》到《随想录》，曾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响过他的读者和他的时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自身，在这个时代，更需要珍爱和传承他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文学遗产。 历史，永远是一种延续。 传承，该是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