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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记得1978年年底，在复旦大学校园，现代文学史的课间休息时，我与同窗陈思和聊起巴金作品。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从此，开始动笔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成为我以后许多年的主要关注对象。不仅仅如此，因为关注他，我在大学毕业走进北京后，不断拜望和采访他的一个个老友，也成为那些年我的重要生活内容。 第一次去看望巴金，是在1982年1月。我与陈思和走进客厅，坐在他的面前，谈了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方面的话题。我们带着敬意走进他的会客厅，老老实实提问，然后仔仔细细地记录。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临场发挥，没有妙语连珠，如此而已。我顾不上捕捉当时的感觉，只是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印象：他并非言语不多，但不是那种善于聊天的老人。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丰富，甚至可以说过于严肃，因为他面对的是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得集中思路解答与他有关的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 后来见到他机会多了，每次，我都觉得对他的性格的认识仿佛加深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人们以敬重的目光注视他，称他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当年，读《随想录》的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1985年，我与陈思和两人合作的《巴金论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特意请丁聪先生为封面画过一幅巴金的肖像画，在丁聪的笔下，巴金也是一种痛苦沉思的神情，准确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点。 1991年10月，我去上海。在上海的那些天里，虽然见到他好几次，但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与他长谈。在见到他之前，我读过他写给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又一次强调说真话：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动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的一切。 与他谈话时，我向他提到了这封信，他只缓慢地说了几个字：“人总得说真话。”简单到极点朴素到极点的一句话，对于巴金，他是用全身心拥抱它。 1994年，新一届巴金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我请萧乾题词，萧乾写道：“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会议结束后，我去杭州看望巴金，听我念完题词，巴金对我说： “我是这些年才慢慢否定自己，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以前十七年那些年的风气，写一些文章都是不得已的。文革后慢慢明白。我现在九十把自己说的话兑现，讲真话。自己把自己这样限制，要求讲奉献，只要是真正的奉献。苦恼的是怎样实现自己的话。我现在的想法都在《最后的话》里。” 他又一次与我提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追求兑现讲真话这一点。他把信放在抽屉里，开始还没有勇气是否离开家庭。有人说托尔斯泰你说的怎么不兑现。但他这样做了。他最后带着女儿出走，不久就死了。开始实施就结束了。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文学或者别的什么也好，我也没有什么。我想只是说真话。” 他依然有他的忧郁。他似乎用无奈的目光和手势对我说：“我最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然而，他没有让这一遗憾占据全部情感。“什么都想得开了。名利对于我无所谓了。只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个真实的人，不欺骗自己。”这些话，声音很弱，但听起来依旧铿锵有力。 在第一次见到巴金之后的十几年里，他的外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他一次又一次闯过疾病关口，一次又一次挺过来重新拿起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