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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译界的两种乱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德语文学翻译家叶廷芳曾对媒体说，现在文学翻译粗制滥造现象严重，外文、母语、翻译技巧上都有问题。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也感叹道：这些年来，颇有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每个行业都在急功近利，一切都向钱看，出版界也不例外。 刘锋：中国译界乱象横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假冒伪劣作品盛行，以致劣币驱逐良币。有人说，在当下的出版界有一群“影子译者”，谁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什么都能译，而且译的都是各国的传世名著。第二种乱象是译者本人并非水平不高，有的还是大学教授，但其学术译著中竟然出现一些无法容忍的低级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列举的两种乱象确实很有代表性。 刘锋：第一种乱象，实际上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在翻译领域的一种表征，并非仅存于翻译界。只能寄望于社会建设和诚信机制的逐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第二种乱象，成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对翻译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尊重，以为只要懂点外语就能翻译，致使众多本无资格从事翻译的人实际干出了不少翻译“伟业”，此类现象积零为整，形成令人瞩目的景观。最典型的例子，是风景名胜区笑不尽的翻译笑话。二是译者对翻译缺少敬畏心。或心态浮躁，胆大心粗，望文生义；或急于求成，追求速度，萝卜快了不洗泥。 《中国社会科学报》：该如何治理？ 刘锋：针对两类乱象的治理，目前只能力求加大力度治表，而出版机构在其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或行业管理部门，要尽快制定行业规范，核定出版单位（包括民营图书公司）译作出版资质、翻译编辑资质，同时加大对问题严重译作出版者问责力度。二是出版单位要站在诚信经营高度，认识和对待翻译出版，制定翻译作品编辑规范，要采取处罚奖励并举的有效措施，提高编辑责任意识和职业水平，让他们始终牢记鲁迅先生对译者的忠告：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 黑马：应该说所有的源头截流都在出版社。如果出版社有人把控住，又怎么会闹出将“Lesbian” （女同性恋） 译成“黎巴嫩”的笑话！最难翻译的社会科学著作很多出自大学教授之手，可惜的是，有的人学科上出色但外语很差，有的人外语过关却欠缺知识结构，有的人态度很不认真，匆匆译完不检查就交稿。但是，出版社只要有外文编辑对照原文或请专业人士校对，就不会出那种低级错误。这是需要成本的，而有些出版社一味压缩成本——主要是压缩稿费和校对费——那就什么笑话都能出。 谢素台和《安娜·卡列宁娜》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看来要消灭劣质翻译作品，出版社是关键，其中编辑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水平又是重要的一环。 黑马：编辑把关产生名译本的最好例子就是谢素台老师校订周扬译的《安娜·卡列宁娜》。据说由于编辑付出太多，周扬同志主动提出译者加上谢素台的名字。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事属实，记者为此曾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俄语编审张福生老师进行过求证。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人文社刚成立那会儿的事。周扬原来有一个译本，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译本语言不错，托尔斯泰本人也看过，但是英国人爱删，所以原译本必须重新校订。 黑马：周扬同志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当然所有校订工作都是编辑谢素台做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而且还补译了很多。张福生老师说，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工作程序。不只是《安娜·卡列宁娜》，不少名著名译都经过编辑校订，如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由文洁若（文先生也懂俄文）校订，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刘辽逸校订（补译了5万多字），等等。大家知道，这些编辑本身都是很厉害的译家。 黑马：所以说出版社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说编辑都要具有谢素台、文洁若、刘辽逸老师那样的高水准，也不是鼓励编辑都来当合作者，那是不现实的。但编辑最起码可以比对中外文核查，发现问题退回去重新来过，这样就能消灭八成的乱译本。 刘锋：在操作层面上，我觉得试译特别重要。无论什么作品、什么牛人，最好先试译一下。因为语言是千差万别的，也是很微妙的，能把这个人的东西译好，不一定能译好那个人的东西。举个例子，译林出版社有本书，就是西班牙当代作家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的《冷皮》，它将主人公置于非常极端的境地，来拷问人性的本质，获得了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找译者的时候，试第一个，没找到那种感觉，我们就接着再试，先后试了三个人，而且这三人也并不是什么新人，直到比较满意为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