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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有些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有的则文、史、哲并陈，而其中所记叙的抒情诗歌则明显属于中国古典抒情诗中难得的精品。鲁迅在其《汉文学史纲要》中，专辟一篇“汉宫之楚声”，主要论述的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大风歌》、《鸿鹄歌》、《秋风辞》、《垓下歌》等[15](P285-287)，并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5](P308)。在强调其史学意义的同时，突出其文学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具有文学意味的历史记叙，不仅直接记叙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其记叙富于文学性。上述项羽的《垓下歌》与高帝的《大风歌》，作为项羽与高帝的抒情诗歌自不待言，而所记叙的诗篇产生的语境，则对诗歌产生的缘起作了极好的说明，使读者对抒情人的情感有准确的把握，对抒情诗歌的理解更为妥帖，也更能引起对于诗歌的共鸣。 乌孙公主的《悲秋歌》出自于《汉书·西域传》。据《汉书》所记叙，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乌孙昆莫。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讬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常思汉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12](P39)乌孙公主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抒发了自己思念故国、故乡的浓浓情怀。在这里，诗歌本身含蕴着简要的事件，情由事出可见一斑，而对促使这一情之所出的外故事的记叙，则使读者对抒情人的情感抒发有了更深的了解，吟之无不情动。 抒情诗的相关记叙形成了该抒情诗的外故事，这一外故事与抒情诗血脉相通，融为一体。它既与抒情诗本身连接在一起，同时又具有其外在性与独立性，与抒情诗若即若离，对于诗歌的解读与欣赏不可或缺。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说，都会以各种形式互相关联，具有“跨文本性”与“文本间性”，前者指“所有使文本与其他文本发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后者则指“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忠实(不同程度的忠实、全部或部分忠实)存在：引语是这类功能的最明显的例证，引语以引号的形式公然引用另一文本，即表示另一文本的存在，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16](P64)。上述所有引述的抒情诗歌显然都与其所环绕的外故事之间存在着“跨文本性”与“文本间性”，作为两种有所不同的文本，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既在所环绕的“外故事”文本中存在，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凸显出其独立的意义，并越来越作为独立的抒情诗歌不胫而走，却又可溯源到其形成的母体中，追寻其所源之外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