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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抒情文本中，是否也存在着与叙事文本中的故事与话语相对应的两个对立的层面呢？回答是否定的。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叙事文本与抒情文本二者之间的构成差异所致。抒情诗以抒发诗人个人的情感为要，它在“大多数时候是用来代表由单个的抒情人的话语构成的任何短小的诗歌”[8](P293-295)。它自然也不排除透过诗人之口抒发某一特定的群体、集体，甚至抒发一国民众、人类情感的诗篇。实际上，后者在中国古典抒情诗歌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孔颖达在为《毛诗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作诠释时说道：“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故谓之风。”[9]然而，不论是何种情况，情感抒发作为抒情诗的要旨是不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对抒情人角色和话语的安排和塑造也是为了有助于满足一定抒情艺术效果的需要”，尽管这样的情感抒发可以表达多种多样的感情，诸如对一种心境或情感状态简洁而热烈的描述，对充满感情的思想的复杂变化进行细腻的描写，殷切地倾诉对情人的赞美，平铺直叙地抒发爱恋情怀，表明与维护特定的意象及价值概念，表述自己力求解决某种精神苦恼的漫长的观察体会与深思冥想的过程，等等。[8](P293-295)所有这样的情感表达与抒发，都与叙事文本中内在地蕴含“讲述故事”的要求不相吻合。尽管在抒情诗中“情”与“事”并非不可沟通，一如元代学者陈绎曾在论汉赋的写作提到“抒情”时说：“抒其真情，以发事端。”[10](P1282)然而，这里的“事端”毕竟与叙事文本中包含着一系列事件的具有发生发展变化过程的“故事”不可同日而语，更多地属于促使抒情人思绪变化而自然发生的“偶发之事”(happenings)。 在抒情诗中，不可或缺的是诗人透过抒情人进行话语表达所必需的质体，这就是抒情诗的话语层面，这一层面可与叙事文本中的话语层面相对应。在对叙事文本的分析中，透过话语层面可以抽取出由事件的参与者所引起或经历的合乎逻辑的、并按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构造的一系列被描述的事件，即所谓故事；而在抒情文本中，则无法抽取并演绎出这样的故事。因而，抒情文本中存在着话语层，故事层则可说是缺位的。在抒情文本中，如果一定要像从叙事文本的话语层抽取出与其对应的故事层的话，那只能是情感发生发展变化的情感层。 然而，换一个角度，则并非完全无法在抒情文本中看出某种类型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不能与叙事文本中的故事相等同，因而，这里将其命名为“外故事”。总体而言，抒情文本中的外故事至少具有如下一些特征：首先，在形式上，外故事整体上属于抒情诗的一部分，与抒情文本休戚相关，不可分离；同时，又在形式上与其所附属的主要抒情文本有所区隔。其次，外故事在内容上对于理解抒情文本不可或缺，对深入挖掘抒情文本意义具有重要作用。最后，外故事包含着必要的故事要素，其中有可能包含着由一系列事件所构成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直接影响着抒情人情感的抒发。与叙事文本必定涵盖故事与话语层面不同，抒情文本可以涵盖、但并非必定涵盖外故事。从上述意义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外故事进行考察，可以将中国古典抒情文本中的外故事大致区分为典籍记叙的外故事、诗人标记的外故事、与叙事文本相融的外故事、记叙评述的外故事等四个类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