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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英雄传奇可被视为“故事”而非“小说”，故事类型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英雄传奇研究具有适用性。故事的核心要素，一为叙事性，一为民间性，而叙事作品的民间性则主要是指类型化、模式化。古代英雄传奇模式化的叙述方式以及叙述观念的民间化，正体现了这种故事性特征。英雄故事主要包括“出生”、“征战”、“婚姻”、“死亡”四大核心故事类型，其下可细化为若干情节单元，各故事类型及其异文具有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转换传统研究视角，从故事角度来看古代英雄传奇，可为古代文学开辟新的研究空间。 【关 键 词】英雄传奇/叙事/故事/故事类型 【作者简介】李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学术观念的引进以及现代研究方法的盛行，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等日渐受到学界关注。百年以来，有关叙事的研究方法、角度虽然多样多变，而梳理其脉络，不难发现，“故事”视角为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视角。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演变》一文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一经刊出，即在学界引起巨大震动。之后，钱南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以及其他学者的《吕洞宾故事》、《徐文长故事》等，共同促成了故事整理与研究的强劲势头。时至今日，关于以“故事”命名的民间叙事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已颇为壮观。 一、英雄传奇的故事性特征 对“故事”的界定，民间文学研究者一般从民俗学角度阐发，强调其口头叙述性。上述故事研究范例，如孟姜女、梁祝、吕洞宾、徐文长等，最初皆发轫于民俗学研究。然观诸中国古代文艺作品衍化实际，有大量由口头叙述经由一定加工而成的叙事文本作品，也应被视为故事。若严格将故事限定在口头叙述范围内，则相当数量的作品会被排除在故事研究之外。事实上，不管是口头性故事还是书面性故事，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即叙事性。正如巴斯科姆所认为的那样：“我建议将散文叙事这一专门术语用来指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内的口头文艺这一广泛传播而又十分重要的文学形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三者相互关联，因为它们都属叙事，而这一点就使它们在形式特征上与格言、谜语、民谣、诗歌、绕口令及其他形式的口头文艺区别开来。”[1]巴斯科姆指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共同特征为叙事，而这也正是故事概念核心内容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事在内涵上既包含、同时又大于民俗学意义上的“故事”，它超越了民俗学角度对故事口头叙述的局限，不仅包括口头叙事作品，也包括书面文本。因此，可以将故事界定为所有有情节构成的叙事性文本，而就古代而言，故事的研究范畴可以扩展至较为广大的领域，如小说、戏曲、说唱、笔记、野史、方志等诸文类中的相关记载。而有的学者则进一步认为，古代叙事作品中的某些部分，应被视为“民间传说”或“故事”而非“小说”。① 将民间传说和故事相提并论，其实正揭示了故事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即民间性。如果单纯按照叙事性来认识故事，则故事等同于叙事作品，范围又过于广大。学者们在通常意义上使用“故事”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将其与民间联系在一起，或明言“民间故事”，或略称“故事”而实指民间故事，如有关故事研究的著作《故事学纲要》、[2]《比较故事学》[3]等，其中所论故事，即指民间故事。总之，故事的核心要素，一为叙事性，一为民间性；而叙事作品的民间性，则主要指类型化、模式化。[4]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故事的相关讨论。 目前学者们勾辑古代民间故事资料，更多地关注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笔记、宗教经典和民间抄本这些门类，对故事类型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主要取材于上述资料。如“鬼魂复仇型”故事记载于《墨子》中的“杜伯射宣王”、“庄子仪击简公”，《搜神记·段孝直上告》，殷芸《小说·王武子左右人》，颜之推《冤魂志》中的《魏辉俊》、《弘氏》、《太乐伎》，《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等；“神仙考验型”故事见于葛洪《神仙传》中的《魏伯阳》、《李八百》、《张道陵》，陶弘景《真诰》中的《甄命授》，洪应明《仙佛奇踪》中的《云房十试吕洞宾》，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张道陵七试赵升》等。[5]较之以上短篇类型的材料，篇幅较长的白话小说、戏曲以及说唱作品中的民间故事，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关注。 中国古代白话系统的叙事作品起源于“说话”、“议论”，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就与民间叙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其中为数众多的英雄传奇作品，如杨家将、薛家将、岳家将等作品系列，则因为大量类型化、模式化情节及结构，呈现出强烈的民间叙事风格，我们常说的“某某家将故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本文即以《说岳全传》为例，探讨英雄传奇系列作品的民间化故事性特征。从岳飞故事演变来说，《说岳全传》为岳飞故事的集大成之作；从成书时间上来说，它成书于乾隆九年，正为英雄传奇盛行的时代；从艺术水准和影响力来说，它是清初英雄传奇作品的代表作品。这也是我们选择《说岳全传》作为英雄传奇作品典型个案来进行分析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