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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家研究的展开 十家论集中涉及唐代几十位作者，以中唐诗文作者为多，尤其以白居易研究最为集中。 丸山茂《〈白氏文集〉在日本》是一篇概括日本学者基本看法，也强烈表达他的见解的综述。白集在白生前已几度传到日本，所据为太田晶二郎的研究；白集在日本流行的原因，用冈田正之所见，认为白诗在唐代很盛行，白诗平易流畅，白诗带有佛教味，再引青木正儿“我邦人也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妙处”，再引金子彦二郎所说白居易的社会环境、地位身份、性格趣味都与日本平安时代投合，其集的规模、质量都可当文学事典来运用。还有晚近猪口笃志、太田次男的见解。加上白集在日本有数量巨大的古抄、笔记、善本，更引起日本学者投入巨大的热情。大致可以认为，白居易在日本的地位，比杜甫宋以后确立的诗圣地位还要崇高，日本学者在白居易研究方面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作家研究方面还很少有可以企及者。此套丛书中，至少有六家论到白居易，虽不足见全貌，仍颇有可观处。 下定雅弘为目前日本一线学者中在白居易研究方面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之一，在《中唐文学研究论集》中仅有不大的篇幅谈白氏文学，且多为随笔，但其中仍颇多精彩见地。他不太赞同日本前辈学者平冈武夫、花房英树认为白是体现天下世界观的端正官员，具有崇高人道思想的说法，认为白“什么时候都很忠实于自己的欲念”，早年因兼济之志太强而压抑独善爱好，退居洛阳后将诗酒做朋友，欣赏雪月风花，听音乐，爱妓女，充分享受长长的晚年。他从诗中分析白居易心中的理想人物是裴度，即便他自居中隐，追求闲适时，仍然没有放弃做宰相的愿望。 还可以说到芳村弘道的白居易研究，包括八章，前四章是生平研究，但没有作全面叙述，仅撷取了四段时期，即因居母丧而退归下邽时期、江州忠州时期、掌制诰到外放杭州、刺杭州时期。我相信并不是他没有能力完整地叙述白居易的一生，而是因为他在读白集以后，认为这几个阶段是白居易一生最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作为研究者最有独特体悟的阶段。在这几章叙述中，我想特别提到以下几点独见。一是认为白居易自定诗集之分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最初在江州对早期诗自编十五卷本文集的区分，以后创作变化，长庆间编五十卷集和晚年编后续集没有再按此分类。白居易母亲的心疾和不幸死亡，日本学者讨论较多，芳村对白居易从读书科第到仕宦孝养过程中的家庭隐情及其思想变化，分析极其细致。退居下邽四年，则分析白的家事处理，以及连续遭遇丧弟、失女的打击，内心极其悲伤，在出仕和退隐的人生选择上极其恛惶。从再度出仕到贬官江州，叙述甚简，大约因前人论述已多，不易有更新发明的缘故。此后对白历仕诸州闲适诗的具体心境和心理差别的分析，任中书舍人后再度参与政治的坚守和作为，以及外放杭州前后的心情起伏，也都有很深入的分析。几乎所有的分析都有很详密的文献依据和他人研究的参考，也可以看到治学之不苟。 六、文学与性：绕不开的话题 性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唐代作家生活在物欲横流、多姿多彩的社会中，享受人生，歌唱爱情，性是大量涉及的内容。也许是中日文化的差异吧，日本作家可以尽情表达对“好色一代男”的向往，中国的雅文学在宋以后越来越远离性欲的叙写，而俗文学则不可避免地走向扭曲变态，纵欲暴露。至于学术研究更很少涉及，实在回避不了，那就用时代局限一笔带过。许多年前有学者很严肃地研究明清色情小说对传统房中术之歪曲，怎么也找不到可以发表的刊物，只能寄往海外。可以说，严肃地研究古代文学中的性描写和性寓意，国内目前可以举出来的典范著作仍稀若晨星。 十家论集因挑选出来在中国出版，何者合适，主编与作者应有所斟酌，但仍有几篇可说。 丸山茂《“妾换马”考》是一篇有趣的文字。74岁的前相裴度给67岁的诗人白居易写诗：“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戏告：你若羡慕我的好马，就用你家美女来换吧！白居易答：“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酬裴令公赠马相戏》)你老官大，意有所属，我不能不送，但临老没人替我唱歌，很寂寞啊！丸山茂就此展开论述，马和妾妓在这里都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可以随便处置，偶或也认可她们是人而有所同情，但更多的视为满足自己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拥有多少马和宠妓，对了解诗人的经济状况、生活状态以及心境变化，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丸山没有停留于此，继而搜集从魏晋到明清爱妾换马的各类故事和诗歌，看到梁、隋间作品多据此渲染名马和爱妾离开主人的悲哀，二者地位是对等的，李白则据此写出英雄豪士的豪奢磊落，倜傥奔放，宋代则作为贵物交换的对句使用，元以后则在模仿六朝乐府以外，分别写美女之香艳与边塞骏马之勇壮气氛。 斋藤茂早年曾作过《北里志》的笺证，他写《士人与妓女》一章三节，大约也在此前后。他试图从六朝后期至唐一代咏妓诗、赠妓诗、悼妓诗的变化轨迹中，揭示唐中期以后的诗风变化。从汉魏时期诗中偶然写到歌妓的服饰仪容，到齐梁间大批文人热衷写听妓、观妓、咏妓一类作品，但此类诗更多地是音乐、舞蹈的欣赏，或者是对拥有妓人的主人的赞美，没有对妓女个人的赞美，更没有对其命运的关心。唐诗就不同了，诗题中大量出现妓女的名字，且更多地赞美其身段、仪容和歌舞技能，更多地出现妓女演奏乐器及其技能。在安史之乱以后，则更多地出现关切妓女命运，甚至写出一批写女妓传奇经历而与小说并行的长篇歌行。至于赠妓诗，则认为六朝时期的赠诗对象主要为宫妓与家妓，而唐代则扩大到官妓、营妓和民妓，所赠作品也大胆直率地写出彼此的亲密关系，以及思念的情感和对其命运的关切。在这些作品中，斋藤看到士人与妓女之间的精神距离明显缩短了，从六朝的主奴贵贱关系，发展为客人与妓女的平等关系，并进而发展为爱情关系。斋藤特别举到欧阳詹与太原妓的传奇，因为眷恋而相约迎娶，为官职或亲意难以践约，太原妓久思成疾，临终寄诗抒怨，欧阳读诗感恸，卒然逝世。这样的诗人与诗作，在唐以前是没有的。悼妓诗的研究则更多地深入了士大夫个人家庭生活的私密空间。悼亡诗在《诗经》和汉魏诗歌中都有，对亡妻的悼念虽然也涉及个人情感，但还在礼教的规范以内，但悼妓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斋藤注意到刘禹锡存悼妓诗众多，如《伤秦姝篇》《泰娘歌》都是对命运不偶的风尘女子坎坷经历的同情之作，且包括受朋友委托写其与妓人之情感变化和丧妓后的悲痛。在围绕杨虞卿丧妓英英的一组唱和中，则不仅自述与此妓人之相见印象，并将一人之丧妓作为互通的情感来连锁唱和，显示中唐士人与妓女的亲密关系。 深泽一幸《蜂与蝶——李商隐诗的性意象》，从李商隐看似平淡无奇的《二月二日》诗中“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似乎只是初春景色的客观描写。但再举《春日》：“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蝶衔花蕊蜂衔粉，共助青楼一日忙。”用蜂蝶写出青楼男女的狂态毕露，共助男女秘戏。又《闺情》：“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认为“蜂配以饱含红露的花房，蝶配以贮满乳白色蜜的脾脏形的蜂巢，更提高了性的意象”。这当然是大胆的解读，可能中国学者不容易完全接受，但深泽更进而例举六朝以来见于大量诗歌中蜂、蝶并用的诗句，并举《游仙窟》《医心方》的旁证，以及印第安原始部落的用例和法国象征派诗人的诗句，证明以蜂蝶比喻男女性事的普遍性，让人不能不信。 爱情当然与性有关，唐诗中有许多情色内容也众所周知。在唐代这样士庶地位有着巨大落差的时代，全社会又始终充沛着享乐热情，士人私生活之丰富多彩，乃至扭曲变态，都是客观存在。无论就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来说，文学与性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